于处分闵氏以外的事，朝鲜新政府却依然是慢慢吞吞。因为处罚闵氏一族，纯属内部问题。而且，闵氏时而亲日反清，时而亲清反日，态度暧昧，只有对靠近俄国非常热心。因此，关于处分闵氏一族，不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不过问，新政府觉得很放心。

至于其他的事，问题在于目前还无法断定日、中两国谁胜谁败。也不能不考虑，万一清军得胜复归汉城怎么办？或许大院君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到那时候就说：“我是被日军绑架出山的。日军用刀枪逼着我，不得已才出来执政。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做了相应的抵抗……例如……”

例如，大鸟公使要求朝鲜政府发出公文请求日军代其击退牙山的清军，大院君虽然没有拒绝，但有意延误时间。

后来，尽管大鸟公使拼命催促，朝鲜新政府仍迟迟不发公文，原因就在于此。

在日军已向牙山进发之后，朝鲜新政府才发出公文。有人说大鸟公使硬把公文上的日期改成日军出发之日，这是比较可信的。

朝鲜政府的档案中没有上述公文材料，可能是害怕日后清政府检查，有意不归档。

东京接到大鸟公使关于弄到了朝鲜政府公文的报告，在7月28日上奏明治天皇。天皇问伊藤首相：“朝鲜政府有这样的委托文件，应该怎么办？预先发出过训令吗？或者向公使交代过吗？外交大臣发出过什么训令？对朕说明！”

这可以理解为天皇不赞成攻击牙山的清军。

伊藤首相领会了天皇的心意，便指示陆奥外相和参谋本部中止对牙山的攻击。

然而，陆奥却把中止攻击的命令扣押了。

“这次战争是大臣之战，不是朕之战。”明治天皇提出异议，并拒绝派敕使去伊势神宫和孝明天皇陵祭祀祖先，禀明开战。天皇又说：“这种事情，不是朕的本意，不能向上苍神明禀告。”

攻占汉城王宫，丰岛海战，理由都是因为对方首先开枪开炮。公开发表的消息都是如此，大多数国民也信以为真。可是，认真分析一下，朝鲜护卫兵和中国舰队是不可能首先开火的。于是，唯恐别人看出破绽，又制造出一个怪论：王宫护卫兵很可能是些穿着朝鲜服装的清兵。

这时，日本宪法已经公布。君主立宪制是天皇在内阁的辅弼下管理国政，所以，天皇反对开战，却无法制止。

【第三十章】 仓皇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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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8月1日，日本宣战。宣战诏书登载在次日的官方公报上。

天佑保全，践万世一系皇祚之大日本帝国皇帝，诏尔忠实勇武之众：朕于兹对清国宣战。朕之百僚有司，善体朕意，宜从陆上、海面，从事对清作战，以达国家之目的。倘无悖于国际法之限，应发挥全能，尽一切手段，以期万无疏漏……

破题之后，诏书接着述及开战的理由：日本出兵是根据明治十五年（1882年）的条约规定，目的在于确保朝鲜治安，维护东洋全局和平，而中国始终妨碍，派大兵于韩土，击我舰于韩海，罪状昭然。

诏书结尾说：

事已至此，朕一贯以和平为念，为向中外宣扬帝国之光荣，不得已而公开宣战，望尔忠实勇武之士，迅速进军，恢复和平，以期保全帝国之光荣。

清政府的宣战布告也在同一天发出。日期用阴历——光绪二十年七月一日；阴、阳历之间恰好差一个月。

中国皇帝的宣战上谕说：

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

开头先强调了宗主、藩属关系，接着叙述为戡定朝鲜内乱而出兵之正当性，然后责难日本出兵：

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

表示中国朝廷已多方努力，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不得已而开战，特布告天下。

这时，清廷正在庆贺叶志超谎报的牙山大捷，以为真的杀了日军两千人。宣战后两日，赏给叶志超部队银两万两。

叶志超是安徽合肥人，与李鸿章同乡。投身于李鸿章创建的淮军后，随刘铭传征讨过捻军。升为总兵后，在淮城之战中受伤。为人善辩、倔强，被视为有才有胆的人物，至少他的主子是这么看的。

叶志超在保定、新城当过军队的总兵，后晋升为直隶提督。在京城范围内任师团长，一般来说可算是军中的最高要职了。当然，他是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以直隶提督的身份驻扎在山海关，朝鲜风云告急时，被派赴牙山，可见李鸿章多么信任他。但这次，却是李鸿章的一大疏漏。

叶志超是个自以为是的军人。

李鸿章的作战意图是集结大军于平壤，与汉城的日军相对峙，因此，想让汉城之南的牙山的叶志超军队从海路转移到平壤，而叶志超竟拒绝执行命令。

战时，野战司令对情况最为了解，本国所发出的指示有时可以不执行。但是，把牙山的驻军调往平壤，是一个战略问题，叶志超居然抗拒，可见他多么自大了。

叶志超认为，从海路向北转移是危险的，不如在牙山原地不动，以便截击北上之日军。在成欢溃败的叶志超军队最终还得去平壤。陆路上也必须避开汉城日军，迂回行军。

他们顺着清州、镇川、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