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六十七门，中方仅六门，相差悬殊。

从综合战斗力观之，日本舰队占相当大的优势。

战斗训练方面的差别就更大了。近年来北洋海军根本没进行过正规训练。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曾在丁汝昌麾下担当教育官兵之职，后来因待遇问题而辞任。那是丁汝昌接旨进京时，琅威理以为丁汝昌离舰期间应当由他代理北洋舰队总指挥，实际上却是总兵刘步蟾代理了司令长官，他只不过是顾问。

一国的舰队，哪怕是一时的，从常识来考虑，也不能交给外国人。琅威理认为自己受到屈辱，可见他的性格过于偏激固执。当他明白了他当不上代理司令长官之后，干脆辞职不干了。凭着这种偏激固执的性格，他为清军做过严格的战斗训练，素质大见提高。琅威理辞职后，再也没有这么严格的教官了。

李鸿章聘汉纳根为后任。汉纳根是德国的陆军工程师，专长是构筑要塞，旅顺和威海卫的炮台就是按照他的设计和指导建造的。在炮台和要塞方面他是权威人士，但在海军作战训练方面却是个门外汉。他在本国时军籍是陆军。

琅威理离去后，北洋海军中外国人顾问除汉纳根以外，还有德国工程师、德国炮术专家、美国航海术教官、英国工程师等人。这些人都是专门的工程师，与战斗训练毫不相干，在他们之外有个叫尼格路士的英国人，他是退伍水兵，一度负责训练，其实不过是军事教练助手一流的人物。

后来，有个叫泰莱的英国海军后备少尉被北洋海军聘来。他原来在以英国人赫德为首的中国海关工作，当缉私船船长。泰莱进入北洋海军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他在回忆录中说，他之所以在风云告急之时进入北洋海军，纯粹是冒险心理的驱使。他的身份是汉纳根的顾问兼秘书。不过，从时间上来说，他几乎没来得及训练北洋海军。

北洋海军官兵学会了航海，但没受过多少作战训练。

在这种状况下，两国舰队遭遇了。

3

据泰莱的回忆录，北洋海军的水兵虽然训练不足，但极其机敏、灵活。从下级到中坚的军官们大都是些很有才能的人，但越往上越沾染着官僚主义恶习。

提督丁汝昌是淮军骑兵出身，给刘铭传做过部将，在征讨捻军时立下战功，得到李鸿章的极大信任。从根本上说，他并不是海军军人，只是经常被派往欧洲购买军舰，这才与海军结下关系。海军学校设在福建，所以海军中福建出身的人比较多，此外，还有山东、浙江等沿海一带出身的人。安徽出身的丁汝昌是个孤立的存在。泰莱在回忆录中写道：“丁汝昌不过是个傀儡，实际上的提督是总兵兼旗舰管带刘步蟾。”

刘步蟾属于海军的主流派。他原籍是福建省侯官县，幼时听过家乡的杰出人物林则徐的故事。后在福建船政学堂学习英语、测量和航海。学成，被派往英国研习枪炮和水雷。从国外归来，在台湾测绘部落和海岸，制成详图，受到同乡前辈两江总督沈葆祯（林则徐的女婿）的重视，在海军中一帆风顺地升上去。1882年赴德国接收“定远号”，后来就成为“定远号”的管带。

黄海海战时中国海军的实际指挥者是刘步蟾。

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舰队，立即做了战斗部署。

北洋舰队的预定作战方案是采取四列纵队。然而，旗舰上刘步蟾命令旗尉升起的信号旗，却是一列横队。

泰莱写道：“刘步蟾是个惜命的人！”

排成一列横队时，以旗舰为中心，主力舰列于两旁，两翼就是弱的位置。敌舰攻击时，首先要从弱点开始，所以这种队形在初战时，主力舰是安全的。

泰莱写道：“他就是害怕同敌人遭遇。”

泰莱和刘步蟾似乎不太融洽。后来刘步蟾在威海卫自杀殉国，怎么会在这次黄海海战中贪生怕死呢？

战斗队形是根据桅杆上的信号旗变动的。为了掩蔽自己的作战意图，刚交战时可能不按既定方针变换队形。

虽说是一列横队，但两翼的弱舰知道自身所处位置的危险性，一般都要稍稍靠后一些。所以，北洋舰队现在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排成一个半月形。一般说来，横队是很难维持其阵容的，而且行动颇受限制。不过，舰首有重炮的北洋诸舰，要有效地发挥重炮的威力，仍以横队列阵、舰首对准敌舰为最上策。

提督丁汝昌正站在主炮之上的舰桥上，他的旁边站着泰莱，管带刘步蟾岂能看不见？然而，他却下达了开炮的命令。

当主炮开炮时，站在舰桥上的人会被它的剧烈震动给抛出去。果然，丁汝昌和泰莱两人被震出十多米远。

丁提督扭伤了腰骨，不能站立。泰莱一时失去了知觉。难怪泰莱写回忆录时把刘步蟾的形象描写得那么坏，看来也是有原因的。

战幕拉开，三十分钟以后，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的信号桅杆被日舰炮弹击中。这下子就决定了胜败。那个时代的海战，各舰都依照旗舰的信号旗行动，而此刻北洋舰队的旗舰不能下达命令了。

想改变队形也不可能了，于是，各舰便各自为战。旗舰的信号旗既是舰队的眼睛，也是舰队的耳朵。现在，北洋诸舰又瞎又聋了。

在综合战斗力方面，日本的联合舰队占据上风。而中国海军开战伊始便失去旗舰的信号桅杆，无法采取机动灵活、紧密联系的战术。

殊死的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北洋舰队损失了“超勇号”“致远号”“经远号”三舰，“扬威号”“广甲号”重伤。

日本舰队的速射炮发挥了威力。“定远号”“镇远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