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的钟声，响亮的长号鸣奏着圣诞颂歌；这大千世界一片寂静，仿佛有点凄凉，叫人感到孤独。月亮高高挂在天空，我伫立在月光之中，聆听着音乐。四支长号庄严而柔和地奏出了“上帝——万无一失的安全处所”，风琴接着又送出了同样的曲调。这音乐到处飘荡，清朗得像月夜，像流水，宁静之中有几分孤寂。我独自站在那儿，好似在等待着什么回答，脑海里出现一幅图景：红土大路那边是一间间小屋，周围是一片旷野。另一条路的对面是一条小河，河水流得很缓慢，里面长满了绿不绿、黄不黄的水藻，一动也不动，毫无生气。再走过几片旷野，就到了散落在铁路交叉口、晒得变了形的木屋。退伍的残疾军人常拄着拐杖、手杖，一跛一跛地顺着铁路到这儿来寻花问柳，间或还用红色轮椅把一个截了下肢的老兵推到这儿来。有时我侧耳倾听，试图了解教堂的音乐能不能传到那里，可是我只记得那些悲哀的妓女酒醉之后传出的一阵阵狂笑。我仿佛兀立在一座塑像附近、三条公路会合的圆形场地里。每逢星期天，我们总在这儿排成四路纵队，在平坦的柏油路上进行队列操练，然后走进小教堂祈祷。我们的制服烫得笔挺，鞋子擦得雪亮，思想高度集中，两眼像机器人一样，对那些站在粉刷过的检阅台上的来宾和官员，都视而不见。

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现在我作为看不见的人住在这个洞里，对这一切到底发生过没有，心里也产生了疑问。然而，我脑子里却浮现出了学院奠基人的那尊铜像，那尊冷冰冰的创始人的铜像。他平伸出了双手，正激动人心地给一个跪着的奴隶掀起面罩。那用褶皱的金属片做成的面罩仿佛在随风飘动。我困惑不解地兀立着，无法确定那奴隶脸上的面罩是正在被揭开还是被捂得更严实，这是给人们一种启示，还是更巧妙地把人们蒙蔽？就在我凝视的当儿，忽听得一阵扑翅的声音，眼前飞过一群受惊的小鸟。当我视线又回到铜像上时，只见奠基人的两只冷漠的眼睛流出白垩似的液体，俯视着一个我前所未见的世界——这又给我苦思冥想的脑子增添了一个哑谜：为什么鸟粪玷污的铜像竟比干干净净的铜像更具有威仪？

啊，绿茵茵的开阔校园，啊，黄昏时刻的恬静歌声，啊，亲吻着教堂塔尖的月光，飘散着馨香的夜晚，啊，清晨传来的号角，啊，中午军训的鼓声——这难道是现实吗？是真真实实的现实？难道这一切只不过是借以消磨时光的美梦？如今我既然成了看不见的人，那一切怎么可能是真的？要是真的，为什么我记忆中的那绿洲上只有一处破损、剥蚀、干涸了的喷泉，怎么连一处完好的也没有？为什么我苦思良久，想不起天下过雨？为什么我记忆中没有淅沥的雨声？为什么没有雨水浸透那些新近变得干焦坚硬的土层？为什么我不记得春到人间、种子发芽时的气息，只记得贮水池中的黄水浇灌在草坪枯草上的情景？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又为什么会这样？

草的确还会生长，绿叶也会在枝头出现，在林荫道上投下树影，给人们提供绿阴，就像北部的百万富翁，每到春天都会在奠基人纪念日这天屈驾光临。且看他们来校时的那副神气吧！他们面带笑容而来，四处巡视，不断勉励，讲起话来细声细语，对着洗耳恭听的黑人和黄种人发表演说——临走之前，每人都赠给学校一笔可观的款项。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魔力——月光炼金术的效果。学校是布满鲜花的荒野，那里岩石深深地陷在地下，狂风悄悄地躲在一边，斗输了的蟋蟀对着黄色蝴蝶唧唧啾鸣。

哦，哦，哦，那些亿万富翁！

他们都属于早已消失的另一种生活，所以我都不记得了。（我说的是过去的时间和过去的我，如今那岁月已经消逝，“我”也不复存在了。）但是我却记得这么一个人。那是在我快读完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来到学院，逗留了一个星期，当时我给他开车。他和圣尼古拉一样，脸微微发红，一头银发。态度随和，平易近人，即使对我也是如此。他是波士顿人，抽着雪茄，爱讲无伤大雅的黑人故事。他是位精明的银行家、熟练的科学家、董事和慈善家。四十年来他肩负着白人的职责，六十年来他一直是伟大传统的象征。

我们驱车在校园里行驶，发动机的哒哒声使我既感到骄傲，又感到焦虑。轿车里弥漫着一股薄荷和雪茄的气味。当车子徐徐开过时，学生们都抬起头来，微笑着向我们招呼。我刚吃过饭，直想打嗝，我忙伏到驾驶盘上，想把嗝憋下去，不料无意中按了喇叭，结果嗝虽没有打出来，喇叭却送出一声刺耳的长鸣，路上的人都转头凝视着我们。

“先生，实在抱歉，”我说，心里担心他向校长布莱索博士报告，那校长就不会让我开车了。

“没关系，一点儿也没有关系。”

“先生，我送您到哪里去呢？”

“让我想想看……”

在反光镜中，我看见他对着一只薄得像脆饼似的怀表看了一下，随后又放进了方格背心的胸袋里。他穿的是质地柔软的丝质衬衫，配着一只蓝底白色圆点的蝶形领结，他器宇轩昂，温文尔雅，举止潇洒。

“现在去开会还早点，”他说。“你就随便开吧。上哪儿都行。”

“我们这个校园您都到过了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