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他抛过去一个新近学到的习语。

就在这个时候，三个人中的一个抱着什么东西从台阶上下来，我看见那位老太太伸出手来叫嚷着：“别碰我的《圣经》！”人群向前拥了过去。

那个白人用激怒的目光环视着人群。“在哪里？太太，”他说。“我根本没有看见什么《圣经》。”

只见她从他的臂弯里把《圣经》一把抢了过来，捏得紧紧的，同时发出一声尖叫。“他们可以到你家里来，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她说。“就那样跺着脚进来，把你的生活从根上毁掉！可这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他们不该在我的《圣经》上头找麻烦！”

那个白人看着人群，与其说是对着她，倒不如说是对着我们这些围观的人说：“瞧，太太，我不想干这个，可是我不得不这样做。是他们派我到这里来干这个的。要是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作决定的话，你们就可以在这里住到地狱封冻为止……”

这时一个老头子从我面前挤过，向她走去。她眼光转向天空，呜咽着：“这些白人，上帝。这些白人。”

“亲爱的，亲爱的，”他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说。“这是代理人的事，和这些先生无关。他就是代理人。他说这是银行的意思，可是你知道他就是一个代理人。我们和他打交道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甭跟我说这个，”她说。“问题是所有的白人，不只是一个。他们都反对我们。他们个个都坏透了，都是些下贱货。”

“她说得对！”一个嗓门嘶哑的人说。“她说得对！他们统统这样！”

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内心深处猛烈地翻腾着，一时之间我竟然忘掉了其余的人们。这时我看出他们都意识到了，仿佛他们，我们，对亲眼目睹这幕驱逐房客的情景感到害臊，好像我们都不愿意介入到某种丢脸的事情中去；因此，我们小心谨慎地不去触碰沿路边摆着的那些家具，也不紧紧地盯着它们看；因为虽然我们感到好奇，被强烈地吸引住了，而且有点不顾羞辱，但我们毕竟是我们不愿看的事情的目击者。而在整个过程中，那位年老的女性一直发出刺心的叫喊。

我看着两位老人，觉得自己的眼睛在辣乎乎地发烧，喉头也绷得紧紧的。那位老妇人的啜泣对我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就像一个小孩子看见爸爸妈妈流泪的时候自己既害怕又同情地哭了起来那样。我转过脸去，感到自己正在被一种我所担心的热烈的、模糊的、不断增长的感情的漩涡所吸引，向这一对老夫妇身边靠拢。我小心提防着由于看到他们在人行道上哭叫的情景而开始在我身上产生的同情心。我想离开，可是离开又太丢人了，我很快变得和这件事息息相关，而不能一走了之。

我转过脸去看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家用器具，那两个男人还继续在人行道上堆放着新搬出来的东西。当人群推我的时候，我朝下看，看见老两口年轻时的一幅照片，他们的眼睛从椭圆形的镜框里往外瞧着周围那些流露出悲哀的、不自然的庄严的神情的脸；我觉得奇妙的记忆被唤醒了，它开始在我的头脑里回荡，就像一种歇斯底里的声音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断断续续地发出回声一样。望着照片里的他们看我的那个样子，我觉得甚至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十九世纪的日子里，他们就很少有过什么指望，而且怀着一种坚强的、不作任何非分之想的自尊心，我突然觉得，它对我来说不但是一种责备，而且是一个警告。我的眼光落在一副雕工粗糙、琢磨马虎的骨制品上，这是一副“敲打用的骨柝”，在乡村的舞会上用它来伴奏，在黑人剧团的演出中它也用得上；那是些母牛、小公牛或羊的扁平的肋骨，一敲打就会发出一种像敲打上等响板那样的声音（他曾经做过黑人剧团的演员么？）或者像敲打一套木鼓的声音。还有一盆盆绿色植物排列在肮脏的雪地里，它们肯定会冻死；那是常青藤、美人蕉，还有一棵番茄。而在一只篮子里，我看见一把头发梳子，几副女人的假发，一只烫发钳，一张用深红色的天鹅绒作底，上面有着银色字样的卡片，卡片上写着“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家”；散落在一只五斗橱顶上的是神圣的征服者约翰的矿块，那吉祥的石头；那几个白人又放下一只筐子，我看见里面有一只装满冰糖和樟脑的威士忌酒瓶，一面埃塞俄比亚的小旗子，一幅退了色的亚伯拉罕·林肯的铁板肖像，还有一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一个好莱坞名星的笑容可掬的照片。而在一只枕头上的是几件裂痕满布的精致的瓷器，一块庆祝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的金属制的纪念牌……我有点儿茫然地站着，看着一把用黑玉和珍珠母装饰的带花边的旧折扇。

那几个白人返了回来，打翻了一只抽屉，里面的东西纷纷散落在我跟前的雪地里，这时人们激动起来了。我弯下腰来开始把东西一件件地放回原处；那是一枚弯曲的共济会的徽章，一副色泽晦暗的袖扣，三只铜戒指，一枚上面打了钉眼用绳子拴在脚脖子上用来表示吉利的一角硬币，一张装饰华丽的问候卡片，上面是小孩子的潦草的笔迹，写着“奶奶，我爱你”；另外的一张卡片画着一幅图画，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白人化装成黑人的角色，弹奏着班卓琴，他坐在一座小屋的门里边，头上的墙壁悬着一节乐曲和民歌《回到老家的小屋去》；一服失效的吸入剂，一串颜色鲜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