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傻杨的这个问题十分刁钻，回答不好，会把本来引向张大山的火力，瞬间集中到自己身上。陈光烈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站在他身前的周芸，分开众人，走出了病房。

　　围观的人们渐渐散去。周芸走到小玲的病床边，昏睡的孩子，额头上敷着一块白色的湿毛巾，她问站在一旁的巩绒：“血液科黄主任你联系了吗？她怎么说？”

　　“黄主任那边忙得不行，说先给孩子物理降温，她明天看看有没有时间过来一趟，再决定是否调整用药和治疗方案。”

　　周芸知道血液科的工作有多忙，特别是新院区搬迁刚刚完成，所谓“明天看看有没有时间过来一趟”，八成是没有时间的……但重症孩子的病情瞬息万变，每一秒钟的拖延都可能造成重大延误，于是她对巩绒说：“调一辆急救车，现在就把小玲送到新院区去！”

　　巩绒没有动。

　　周芸望着她，在巩绒闪烁的目光中，突然明白了过来：已经被撤职的自己再无权调动医院的任何资源了。

　　一种悲愤的情愫袭上心头，让她非常想像张大山那样大声嘶吼。

　　陈少玲伸出一双冰凉的手，拉住了她那双气到颤抖的手：“主任，我们都知道了……谢谢您，我们自己再想办法吧。”

　　“有什么办法？咱们可还有什么办法？”张大山擤了一把大鼻子，又使劲咳嗽了两下，掩饰着声音里的绝望。

　　陈少玲悲戚的目光中带着一点平静，仿佛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她站起身，轻轻地握了一下丈夫的手腕，然后低下头，从病床下面拿出小玲住院用的塑料盆，又把挂在衣架上的几件小玲的换洗衣服叠起来装袋，当她从床头柜抽屉里收拢起一摞收费单时，想到这些单据如果周芸当主任或许还能报销，而现在恐怕就是一摞废纸，不禁神色怆然……

　　住在“蓝房子”里的其他几个患儿的家长，也都开始默默地收拾出院的东西，只有一个患神经母细胞瘤的男孩的妈妈，坐在病床边，呆呆地望着因为长期放化疗、皮肤变得黝黑粗糙好像个小老头的儿子，一动不动。四岁的小男孩昏睡不醒，呼吸浅慢得每分钟只有十到二十次，可是因为肿瘤发生颅骨转移的缘故，即便是睡着了，他的眼皮还是被凸出的眼球撑开着，看上去凄惨又可怖。

　　保洁员老张，那个少玲不在时经常帮忙照看小玲的老头儿，走了过来，蹲下身子，捡起不知什么时候掉在地上的毛绒皮卡丘，放在了小玲的枕头边。

　　望见这一幕，周芸忍不住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喃喃地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护士长巩绒叹了口气，对周芸说：“真拿你没办法！一会儿我跟陈光烈他们几个要坐车到新院区去，这边他暂时没空管，让小玲继续在这儿住着吧，能拖一天是一天，我到了新院区催着黄主任点儿，怎么也得让她明天过来一趟……”然后她又对陈少玲说：“那些收费单你先别扔，收好了，我再想想办法看怎么能给你们报了。”

　　在医院，任何医疗工作的完成，主导者固然是医生，但护士才是实际的“执行人”，所以护士长的权力比很多人想象得要大。巩绒这番话，让陈少玲再一次看到了希望，尽管希望只有火柴头那么一点儿亮，但在陷入黑暗的人的眼中，这亮光比太阳还强烈。她停住了收拾的动作，一边不停地谢着巩绒，一边把收费单给了张大山：“你先送餐去，晚上回家把这些单子放到柜子里，收好。”

　　张大山接过收费单，塞进外套上面那个带拉锁的兜里面，拉好拉锁，然后走到小玲身边，摸了摸女儿的小脸，把她的被子往上掖了掖，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病房。

　　周芸跟巩绒来到女更衣室，几个护士正在更换衣服，巩绒也把粉色的护士服脱了，一边换外出服一边问周芸：“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回家等信儿呗，大不了把我开了，我到医学院当老师去。”

　　“少来。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天天累得拿喘气儿当休息，可是让你离开这帮生病的孩子，你才舍不得呢！”巩绒见其他护士都换好衣服出去了，才低声对周芸说，“我们家那口子不是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吗，听说即将上任的市委书记对中央‘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精神贯彻落实得特别坚定，所以你的处理肯定还有转机，你先回家好好休息几天，放宽心，趁机也跟媛媛好好谈谈，她小升初不是想报那个招艺术特长的学校吗？你就听她的，别再跟孩子较劲了。你们娘儿俩现在相依为命，可不能再闹矛盾了……”

　　巩绒的絮絮叨叨，心乱如麻的周芸并没有全都听进去，她随口问道：“你们还有多久出发？都谁过去啊？”

　　“一会儿就走，陈光烈带队，我、霍青、袁水茹……基本上急诊科剩下的医护人员都要过去，我就告诉你留下谁吧：胡来顺、李德洋和孙菲儿，除了这仨，挂号窗口、检验室和药房还各留有一个值班的。”

　　“小夜门诊和大夜门诊的换班呢？新院区那边急诊科派谁过来？”

　　“没谁了，今晚的小夜和大夜就他们三个，他们老大不情愿，还是陈光烈好说歹说才肯留下。”

　　周芸大吃一惊：胡来顺的医德一般，李德洋干活没有心劲儿，孙菲儿干脆就是个花瓶。现在是年底，天寒地冻，感冒发烧肠胃病，各种儿科疾病特别容易高发，急诊科平时“齐装满员”的时候都应诊乏力，就剩下这么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