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抢银号，我其实不想杀人的。”阿明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掌柜的喊了一声，我就慌了……刀就捅进去了。”

他烧了银号，想毁了证据，结果火太大，烧了半条街。跑了没两天，就被抓了。

“沈先生，你知道不？”阿明忽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我有时候做梦，还梦见灵隐寺后山的那只麻雀。我总想，它的翅膀好了没？”

沈砚之的眼泪掉了下来，砸在画纸上，晕开一团墨。他想起那个蹲在银杏树下的年轻人，想起他给麻雀抹药膏时的温柔，想起他接过银子时挺直的背影。

“我给你画完这幅画，”沈砚之拿起笔，手还在抖，“就去给你娘送信。她……”

“别告诉她。”阿明打断他，“就当她没生过我这个儿子。”

画画了整整七天。沈砚之每天从大牢出来，都像被抽走了半条命。他把阿明眼睛里的绝望画出来了，把额头那道疤的狰狞画出来了，把嘴角那股子狠劲画出来了。可画着画着，总觉得哪里不对。

最后一天，他在魔的眼角，悄悄点了一滴泪。

画成那天，南京城飘起了雪，和当年苏州的雪一样大。沈砚之把画挂在画室里，和《众生喜》并排。

来瞧画的人都说，这魔画得太真了，看一眼就浑身发冷。可只有沈砚之知道，那魔的眉眼深处，藏着当年佛的影子。

行刑前一天，阿明托狱卒带了句话给沈砚之：“谢谢先生，还肯给我画最后一张像。”

沈砚之没去送行。他把那两幅画收了起来，再也没拿出来过。有人说他把画烧了，有人说他送给了寺庙。

后来，沈砚之再也没画过佛，也没画过魔。他开始画寻常人：赶车的老汉，织布的妇人，放牛的孩子。画里的人，有的笑，有的哭，有的眉头紧锁，有的眼神明亮。

有回，一个学画的年轻人问他：“先生，您说，人到底是佛还是魔？”

沈砚之指着窗外，那里有个小孩正把手里的糖分给乞丐。他说：“你看，心是甜的，脸上就带糖味；心要是苦了，眼里就落灰。佛和魔，从来都不在画里，在心里头。”

很多年后，苏州城还有人记得沈砚之。说他有两幅画，一幅能让人笑，一幅能让人哭。只是没人知道，那两幅画，原是照着同一个人画的。

就像没人知道，巷尾那棵老桂树，每年秋天开花时，香气里总藏着点说不清的味道——像银杏树下的温柔，像大牢里的叹息，像十年光阴里，一颗心从亮到暗，又从暗里透出点微光的重量。

原来啊，这世间最厉害的画笔，从来都不是狼毫，是人心。你心里装着什么，脸上就会长出什么。就像那雪，落在干净的地方是白的，落在泥里，就成了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