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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最后的结局同样也难逃灭顶之灾,庞大的喇嘛集团被勒令集体还俗,不从者而被追杀的无数黄教喇嘛,有很多最后都是暴尸荒郊。
所以,突击营蒙古支队自从悄然杀入蒙古境内之后,与其说一直游走、潜行于蒙古各旗势力范围中,还不如说是一直都在与当地的俄国驻军势力抗衡和周旋。
应该说,开始的时候,由于高志远贯彻突击营整个蒙古方略力度很大,也很坚决地将自己彻底放低到最下层,所以直到骑一军出现,俄国还一直误以为他们不过是一支小小的流寇而已,要么是为了躲避民国政府的追剿,要么就是为了逃开西进的日军追杀,才逃进这茫茫的草原和大戈壁。
成功地完成了第一阶段“韬光养晦”的蒙古支队,这次突然以大集团行军一路向中蒙边境游击,沿途还趁势剿灭了一些占山为王的马匪、领主武装和被后世称为“车匪路霸”的拦路抢劫者,这才引起了各方势力的高度注意。
首先最为紧张的,自然是蒙古境内的各级苏联红军武装。当然,这时候的苏联红军在蒙古还是遵照最高苏维埃指示,处事还是非常低调的,只要其他势力还左右不了蒙古,他们一般都以隐居乔装为主。
当铺天盖地的的突击营骑一师以一个重装骑兵团、一个轻骑团,旋风般刮过蒙古大戈壁时,秘密驻扎在阿尔泰山脉的一支由一个骑兵团、两个山地营和一个步兵团、一个火炮营组成的苏联红军,曾经一度十分慌张,一面急电乌兰巴托苏联驻军总司令部和莫斯科,一面准备进行紧急拦截和防御。
不过,高志远很快就脱离了接触,忽左忽右,飘忽不定,直到突然现身在内蒙的阿拉善左旗,苏联红军方才长出一口气。
这支苏联武装的阿尔泰驻军最高指挥官格里高利是一个典型的哥萨克,但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政治家。当侦察兵报回来的消息是内蒙的德王集团已经行动起来,这家伙顿时捻着他上唇特有的哥萨克胡子笑了起来。
“德王,是那个一心梦想要回到我们怀抱的德穆楚克栋鲁普老家伙吗?哈哈,他倒是一位赛马上的接力手呀。好吧,我们可以歇歇气了,该让这个老家伙去自己烦恼了。”
“噢,格里高利,德王那家伙就是一个老狐狸,你可别对他抱有多大的期望。前些天我们的侦察员回来,说的就是他。日本人已经将上海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派了过去,正式对外宣称成立了大日本国德王办事处,他不会来找我们了。”
说话的是格里高利的参谋长、同为顿河两岸哥萨克骑兵的罗莫罗索夫,虽然不是斯拉夫人,但他却有一个显赫的经历,曾在布琼尼骑兵军中担任过主力团长。
“田中隆吉,噢,一个丧家之犬吗?”。
格里高利放下捋着胡须的大手,从裤兜里摸出一支烟斗,嘴角不觉浮现出一阵鄙夷的微笑来:
“这个日本猴子,就是命好而已。在上海失败前就被徘徊了关东。不然的话,中国的那个神秘将军释放的上海战俘名单中,就该也填上这个猴子的名字了。他**的,他这么一掺和进来,还真是叫人有些头疼啊。”
这两位苏联红军蒙古秘密占领军头头,嘴里说的德王,在清末民初所谓的“蒙古独立运动”中,主张独立和自治、尤其是在对内蒙的划分上,叫嚣得最为激烈的一位蒙古王公贵族。在此后的突击营建国蒙古的进程中,这位臭名昭著但也颇有声望的分裂分子,将给孟遥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当然,这是后话了。
德王,全名德穆楚克栋鲁普,孛儿只斤氏,公元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出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他的父亲名为那木济勒旺楚克,世袭该旗的郡王。其父于1908年去世后,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袭制度,封他为苏尼特右旗郡王。2年,中华民国政府加封他为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和硕都棱亲王。
应该说,在德王的成长过程中,正是晚清中国社会最为黑暗和饱受列强欺凌的时期。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德王有着比他的前辈更为浓烈的民族意识,穷其一生为他的所谓“独立和自治”摇旗呐喊,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朝政府对内蒙古实行的是放垦开荒政策,到了北洋政府时期,为了在该地攫取更多利益,更是得到了加强,不仅增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 1928年更是改为权力更大、范围也更广的行省制度,到处设立垦务局,从而引发了大面积的抵制、反抗放垦斗争。
自1929年起,境内先后有前郭尔罗旗陶克陶胡起义抗垦,科左前旗嘎达梅林抗垦,西部乌审旗白音赛音起义抗垦,准噶尔旗丹丕尔起义抗垦,扎萨克旗旺丹尼玛起义抗垦,达拉特旗胡尔嘎起义抗垦,1943年伊盟七旗联合抗垦等。
这也为时年不过二十多岁的德王提出所谓的“改革旗政,出问蒙事”的梦想,无形中提供了广阔的现实舞台。
1930年,以吴鹤龄为代表的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因不满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了庞大的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
时任锡副盟长的德王立即抓住时机,联合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趁机通电宣布成立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