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模拟，或者帮助训练部门建立更直观的维修教学系统。

这完全是民用性质的效率提升工具。当然，我们也理解当前的经济困难。

我们愿意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甚至是以部分易货贸易的形式，支持贵部和相关合作单位的技术升级。

我们看重的是长远的友谊和潜在的技术交流机会。”

科尔舒诺夫上校沉默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

他当然明白江辰的潜台词：用先进的电子设备，换取接近工厂技术体系的门路，或者至少是某种程度的认可与庇护。

这比那些只想用美元廉价收购技术、甚至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西方豺狼，听起来要“温和”且“务实”一些。

而且，对方搬出了彼得罗夫……这层关系虽然不直接，但足以让人多一分考量。

更重要的是，团里乃至整个驻乌苏军的处境都很尴尬。

经费短缺，士气低落，与地方关系日趋紧张。

如果能有外部渠道，以“民用合作”的名义，为部下或关联单位弄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升级指挥所的显示系统，或者为随军子弟学校弄几台电脑），对他这个团长来说，无疑具有吸引力。

“江先生，”科尔舒诺夫终于开口，语气依旧严肃，“我原则上不反对有益的民用技术交流。

但是，我必须强调几点：第一，任何活动必须在法律和军队纪律允许的范围内；

第二，不得涉及任何军事机密和敏感技术；

第三，所有接触必须通过正式渠道报备。如果你能做到，我可以安排你与厂里负责技术保障的同志，进行一次正式的座谈。

仅限于讨论民用显示设备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可能性。明白吗？”

“完全明白，上校同志！”江辰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这比他预想的要好得多。

有了军方团级主官的“原则同意”和居中联络，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定程度的“监护”下，与工厂内更核心的技术管理部门接触。

这相当于获得了一张有一定分量的“护身符”和“介绍信”。

“具体的安排，我会让参谋长和你的人对接。”

科尔舒诺夫站起身，示意会面结束，“记住你说的话，江先生。在切尔尼戈夫，秩序仍然存在。”

离开军营时，江辰感到肩头的压力并未减轻，但方向却清晰了许多。

“老路”有时候恰恰是最有效的路。

接下来，就是如何在军方“监督”下，将“民用技术交流”这出戏唱好，并从中获取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技术信息，还是进一步接触核心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