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最高指挥官，他是副手，那些人把他叫作政委，我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他有的时候会提到奥斯卡王子[3]，单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像是杜撰的，但是他，那个伟大的政委，却非常严肃地宣称自己很想见见这个奥斯卡。他经常会喊‘霍亨索伦城堡的最后一个莫西干人’，我当时虽然小，但也已经觉得很奇怪了，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懂其中的含义吧。他其实还是懂一些历史的，也会提到其他一些在我们这个七号城里生活过的人的名字，其中总有兴登堡，奥鹏和奥斯卡。[4]我想，他很希望能让奥斯卡看看当年的果园变成了怎样一个宽敞漂亮的训练场，还有他们现在把到处都刷上了多么美丽的浅蓝色和俄罗斯绿，还有他亲自下令建造的桑拿室，就在奥斯卡的地下室里，还有我们的猪圈——当时我们还自己养了一头猪，就养在阳台上的隔板后面……我想，这些说到底都可以归结为，我父亲并不是真的痛恨德国人，他能懂那些人，我是说理解。

“因为我父母亲都是讲德语的，我想，他们也是红军里唯一讲德语的人，所以他们经常负责跟机构之间的谈判，或许这才是将军本来的工作。我想，去他办公室的人里真的有搞谍报的，这些人在学校里学了六七年俄语，但还是说不出一个像样的句子，这让我父亲很生气，虽然他很喜欢展示自己漂亮的德语。他的母亲是德裔俄罗斯人，跟我母亲一样，他父亲是俄罗斯人。如果碰到问题，遇到困难，他们就来找他。他要调停，解释，还要道歉，以指挥部的名义，或是以军队的名义，或者直接以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这要根据事情的严重程度决定。总会不断有事，树林里发现了死人，有逃兵，有人被误击毙了，打死了，强奸了，抢劫了，被坦克轧了，这种事不断——当然，我当时小，并不太明白，但是他们在那儿，在将军办公室里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立刻用在我的壁炉里，用在辽阔的荒原上，之后还会翻腾出一些来编在一起。壁炉里什么都保存着，艾德，整个故事，真理壁炉，也许你会这样称呼它。

“有些人会试图回避那种兄弟般的亲吻，但我父亲不允许。我看见他把嘴唇紧贴在那些人的脸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这就已经败了。那些人鼓了半天的勇气才踏进俄罗斯城七号，现在这些勇气一下子都被他吸走了，最后就剩下军队内部的惩罚措施。等来访的人走了，事情的处理速度会很快。如果那个犯错的人在我们小城里，父亲会马上让人把他带过来。外面是行进中的皮靴的海洋，里面是我的父亲，他说‘萨哈林岛[5]三年’，或者‘鄂木斯克[6]十年’。我没有亲眼见过那一幕，宣判都是在奥斯卡朝向花园的那个大厅里进行的，在隔壁。但应该差不多是那样的。”

克鲁索一口气喝干了杯子里的酒。

“骑过荒原，遭遇各种各样的难题，只有真正的将军才能应付那一切，一个像这样的自称我父亲的将军，恐怕到今天他还是顶着这样的称呼，虽然……”克鲁索顿了顿，“他的情绪能够非常平静，但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让我害怕，倒不是怕他，更多是害怕那个通向上面烟囱的黑色深渊。我把身子朝前俯一下，就能看见他，将军在怒吼，我把身体朝壁炉里面探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直到脸上感到那股气流，巨人的黑色大嘴张开，冒出一股酸气。有时，我还会设想未来，在未来，我在那里登上王位，在壁炉前，带着一本自己写的书，四百页上全是各种命令，我朗读那本书，声音轻而从容，仿佛那是一本小说，房间里全是将军，站满了善良、果敢的骑士。”

克鲁索站起身，把最后一点葡萄酒倒在艾德的酒杯里。艾德感到一阵纯粹的、温暖的感激之情。

“我想，我父亲的俄罗斯德语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不可或缺的人，本来军官过三四年就调回是很常见的，但我们一直没有被调回去。别人都走了，就我们留了下来。这是红军这个庞大体系中的特殊现象，似乎超出了它的词汇范围。我母亲是很想回国的，她想念自己的家人，他们的马戏场，在俄罗斯城七号，她从来就没有过家的感觉。”克鲁索哽咽了一下，但他又平复了自己的情绪，慢慢地把那首特拉克尔的诗叠起来，就好像这一部分的故事已经彻底结束了。

“父母亲一直跟我们说两种语言，德语和俄语，有时甚至还说哈萨克语，好像跟房间有关，比如在厨房里就说俄语，所以我到今天都觉得厨师迈克应该是俄罗斯人，但那儿又有维奥拉，没完没了地播着德语节目……”

他停下来，好像在思考。

“找机会切断维奥拉的电源可能会比较好，它太吵了，在屋子里制造了太多的废话，大陆上的那种无聊话，跟我们上边这里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跟我们，还有我们的生活……”

“那样会很可惜，”艾德小心翼翼地反驳道，“毕竟维奥莱塔，我是说维奥拉，是克劳斯纳最老的住户，而且它还有个女人名字，这个名字……我是说，你知道的，是《罪与罚》里的。”

克鲁索朝艾德这边呆呆地看了两秒钟，就好像不存在他这个人，然后他继续讲了起来。

“父亲认识母亲的时候，母亲在卡拉干达[7]的一个马戏团里做助理。那儿有很多住在俄罗斯的德国人，曾经的德裔俄罗斯人。那是个有固定演出场所的马戏团，在市中心，有一栋很大的建筑，她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