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说这个卡片结束后还要交回去，之后再让门卫在那个本子上注销我的名字。他还补充说，我不用感到惊奇，就依着程序来。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并不会一起去。我身子一软。线人碰碰我的胳膊，我的目光落在他胸前的一个牌子上：一个名字，但我已经想不起来是什么了，下面写的是法律顾问。

让我吃惊的是，那个法律顾问并没有带我进堡垒里，而是进了斜对面的另外一栋楼。那也是广场上这个警察局建筑群的一部分，是一栋旧时汉萨同盟城市中常见的那种五层砖瓦房。我们穿过汽车入口的一段隧道，走进里面的院子，来到一扇雪白的窄门前。这个院子很出人意料地给人一种普通住家的感觉。我看见阳台上挂着衣服，一扇窗户上还挂着一串彩灯。

法律顾问输入了个密码，然后用英语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发出一个类似好奇的声音，那扇门开了。我们前后相跟着走下一段狭窄的、弯弯曲曲的台阶，钻进地下，然后是一道没有锁的防火门。这里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地上还有些凸出的钢铁尖角得小心，尖角用黑黄两色标记出来，跟工厂一样。天花板下面盘着空调管，我听见压缩机低沉的嗡嗡声，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雷鹑的机器。恐惧。

房间非常大，像一个厂房。不远处，一个小阁子间耸立在那些高大的架子上方，就像小船上的舱房，里面灯火通明。我们默默地在架子中间走了一会儿。我让自己平静了下来。黑色的封套，上面写着年代，结实的盒子。这些文件盒就像抽屉一样，每个前面都有一个金属把手或者一个灰色拉环。每一层都叠放着两三个这样的盒子，我又感到一种想伸出手去的欲望。法律顾问四下看看，然后喊了几声。

走到小舱房前，他直接弯腰钻回大厅里的那片昏暗中，不见了。我面前出现一个男人，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他马上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并让我跟着他。他穿着一件无袖的棕色薄大褂，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个眼镜盒和一支电压笔，这工具我曾经在父亲的工具里面见过。

我不知道亨利·梅德森（亨利或者亨得利克，梅德森或者迈德森，我太紧张，没有全听清楚）突然从哪儿冒出来的，可能他一直就在那些架子中间，可能他站在那儿，在隐蔽的地方，等着我们的到来。

一开始是一段有扶手的小木楼梯。这个小船的舱房比我想象中要宽敞许多。冲着前方的窗户前放着一张长条形的办公桌，看上去像工厂里的工作台，确切地说那就是一个工作台。两盏工作灯，一个电脑显示屏。奇怪的是那里还有工具，很好的工具，都干干净净的，各种钳子，螺丝刀，一台电钻，一些铁丝。房间的后面还连着另外一个小一些的房间，没有灯。他睡觉的舱房，我胡乱地想着。

亨利是个大高个，样子就像个上了年纪的重量级拳击手，他的体重肯定远远不止一百公斤。他让我在工作台前的一个凳子上坐下，然后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当时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一时间竟没发现他说的德语一点口音都没有。我回答的时候，他只是点点头。

“1945年，我祖母带着我母亲从德国逃了出来，当然，我母亲那会儿还是个孩子。她们坐的是最后那一批船，从东普鲁士过波罗的海，一直到哥本哈根。很多难民都死在了这儿，在战争结束后，多半都是些孩子。有些葬在战争阵亡者墓地里，标着姓名和生卒年月，在那儿是可以这样做的，一岁，两岁，不到一岁。只要有德国士兵的地方，您就能找到这样的坟墓，也就是说，全世界各地都有。维护这些德国战争阵亡者的坟墓，本德勒先生，意味着要有很多的钱和条件优厚的合同——这对您的那些死者来说都是奢望，对吗？”

我不知道梅德森是怎么看我的，他怎么评价我，对我的动机又了解多少。他不笑，脸始终板着。尽管如此，我还是马上就对他产生了信任感，也许是因为那些工具，因为他是一个使用工具的男人。并且他毫不迟疑地就开始聊起来，就好像对他来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要发生的事情早就已经确定好了。

他的家族（德国分支，亨利继续说）跟弗雷德里希·冯·哈登伯格[9]是远亲。他自己的先祖也曾经在矿山上干过活儿，跟那个诗人哈登伯格一样。“我们这家人总是会被吸引到地下”，亨利说。他讲了起来。我看出，我知道谁是哈登伯格，这让他很意外（也很高兴），他马上背了《颂歌》[10]里的几句：“你也垂青于我们吗，黑色的夜？你的斗篷下掩藏着什么……”

听见诺瓦利斯的诗，在地下室的这个大厅里，从失踪部档案管理员的嘴里，一切都那么不真实，我不由伸出手抓住了木头的工作台。那木头很光滑，边缘处是圆的，或者是磨成了圆的，不过最关键的是：它是存在的。我朝外看去，望过一排排的架子，架子的尽头在看不见的远方。我回答说，在据说是哈登伯格在地上钻出最后那些空洞的地方，也就是蔡茨和格拉的中间，我的父母亲到现在还在那儿有一个花园。

“很可惜，我对东德没什么了解。”亨利说。他打开工作台下面的一个抽屉，从里面抽出一张纸。（一下子就拿出来了，他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那张纸上全是架号，分成好几列，用手整齐地抄写在一起。他的手指轻轻在上面点点，看着我。他浓密的金发在耳朵上方的地方已经发白了。

“说老实话，这儿没有人相信您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