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打电话。这个地方没有让她逃跑的开阔田野，这里只有农田。再说了，我爸爸付钱买了她，我们需要她的肉喂狐狸，我们需要狐狸养活我们。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爸爸再多花力气，而他的工作已经够辛苦了。要是爸爸知道了真相，就再也不会信任我了；他会觉得，我并不是永远站在他一边。我站在弗洛拉一边，这个立场，让我对谁都没有用了，即使是对弗洛拉，也没有用。但同样，我也并没有后悔；当她朝我跑过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大门敞开。

我回到家里，妈妈问：“那么乱，出了什么事儿？”我告诉她，弗洛拉踢倒了栅栏，跑了。“你可怜的爸爸。”她说，“这下他只好跑遍乡下去追她了。嗯，一点之前别想吃饭了。”她铺开了熨衣板。我本想告诉她。但是想了想，上楼，坐在我自己床上。

最近，我一直打算把我的那一半房间布置得别出心裁，我用一块旧花边窗帘铺在床上，用做裙子剩下的印花棉布给自己做了一个梳妆台。我打算在我和莱尔德的床之间放个什么当路障，隔开我的这一半和他的那一半。但在阳光下，花边窗帘不过是块肮脏的破布。晚上，我们也再没唱歌了。有一天晚上，我唱歌的时候，莱尔德说：“听起来真蠢。”我还是继续唱，但是第二天晚上，我就不唱了。反正，也不需要唱，我们已经不害怕了。我们知道那儿放的不过是旧家具，乱七八糟的杂物。我们不再遵守自己定的规矩。莱尔德睡着以后，我还是醒着，还是和自己讲故事，但即便是故事也有所不同，已经有了奇妙的改变。同样的开始，一个激动人心的危险处境，一场火灾，或者一头野兽，也许我救了大家；然后情况就变了，可能有人救了我，也许是我们学校的哪个男生，甚至可能是我们的老师，坎贝尔先生，他喜欢胳肢女生。这种故事中最详细的往往是我的样子，比如我的头发有多长，我穿了什么衣服，等我把这些细节想出来以后，故事中真正激动人心的部分早已消失了。

一点以后，卡车才回来，后头用防水油布盖着，这就意味着底下放的是肉。妈妈把菜饭又热了一遍。亨利和爸爸换掉了血淋淋的外衣，换上了在谷仓劳动的普通工作服。他们在水池里把脖子、脸和胳膊都洗了一遍，水溅到了他们的头发上，他们又梳了头发。莱尔德举起胳膊，炫耀上面的一道血迹：“我们朝老弗洛拉开枪。”他说，“把它切成五十片。”

“哦，我不想听。”妈妈说，“还有，你这个样子，别上桌子。”

爸爸让他去把血迹洗掉。

我们坐了下来，爸爸说谢谢恩典，亨利把他的口香糖粘在叉子上，他向来都是这么干的，等他拿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赞叹口香糖的花纹。我们开始传递碗，里面有热气腾腾的煮过头的蔬菜。莱尔德隔着桌子，看着我，清晰地、骄傲地说：“总之，让弗洛拉跑掉，是她的过错。”

“什么？”爸爸问。

“她本可以关上门的。但她没有。她开着门，故意让弗洛拉跑掉。”

“是吗？”爸爸问。

桌上的每个人都在看我。我点点头，费很大劲咽下了食物。可耻的是，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爸爸发出简短的反感：“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没有回答。我放下叉子，等着他们叫我从桌边走开，没有抬头。

但是没有。大家都沉默了片刻，然后，莱尔德指出了一个事实。“她在哭。”

“没关系。”爸爸回答，一种听天由命的语气，甚至还有点幽默感，他说的一句话，永远赦免了我，也放逐了我。“她只是个女孩子。”

我没有反对，即使心里也没有反对。也许这是真的。

明信片

昨天下午，昨天，我走在去邮局的路上，心里想的是，我是多么讨厌下雪啊。在这个迟迟没有结束的冬天末尾，我喉咙疼。我真希望能被寄到佛罗里达去，就像克莱尔那样。这是星期三的下午，只上半天班。我在金氏百货商店工作，尽管叫这么个名字，实际上商店里没别的东西，除了成衣和纺织品。他们以前也卖杂货，不过我也只是能隐隐约约地想起来而已。以前妈妈常常带我去，就把我放在高凳子上，老金先生会给我一把葡萄干，说，我只给漂亮的小姑娘。他去世以后，他们就把杂货撤了，甚至这里现在也算不上是金氏商店，它属于克鲁伯格家。克鲁伯格家从来没有人来过，只是派了霍斯先生来当经理。我负责楼上的童装，圣诞节的时候，童装柜就布置成了玩偶世界。我在这里工作了十四年，霍斯先生不会挑我的毛病，因为他知道就算是挑了，我也不会当回事儿。

星期三，邮局的窗口是锁着的。不过我有钥匙。我打开我们的邮箱，拿出了《朱比利报》，报纸上写的是妈妈的名字，还有电话费单，我差点就漏了一张明信片。我先看看图的那一面，是棕榈树，炎热的蓝色天空，一家汽车旅馆的前方，广告牌做成个高大结实的金发女人形状，身边的霓虹灯照亮了她，所以我猜想应该是晚上。她在说，来我这里睡觉吧—她嘴里冒出一个气球，上面是这么写的。我翻了一面，看见的是：我没在她那里睡觉，因为太贵了。天气好得不能再好了。七十多华氏度。朱比利的冬天对你怎么样？我希望不算太坏。当个好姑娘。克莱尔。日期是十天前。好吧，有的时候，明信片确实很慢，但是我敢打赌，事实是他把明信片放在口袋里，放了好几天，然后才想起来寄走。三个礼拜前，他出发去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