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况愈下。第一，她可能永远找不到合适她的纸样。这不奇怪，没有什么现成的纸样配得上在她脑海里怒放的灵感。我更小的时候，她给我做过一件蝉翼纱花裙子，高高的维多利亚式领口，镶着参差不齐的花边，配有一顶宽边女帽。还有苏格兰花呢披肩，天鹅绒夹克衫，绣花村姑衫，配上大红的裙子和黑色花边紧身马夹。我顺从地穿上这些衣服，在我尚未了解这个世界的观点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快乐。现在，我明智多了，我想要的衣服，是像我的朋友朗妮那样，从比尔商店买的衣服。

我必须试衣服。有时候，朗妮和我一起从学校回家，她坐在沙发上看着我试。妈妈轻手轻脚地在我旁边打转，我很尴尬，妈妈的膝盖嘎嘎作响，还有她重重的呼吸。她对自己咕哝不已。在家里，她既不穿束胸，也不穿长袜；她穿着楔形高跟鞋和短袜，腿上布满一块块蓝绿色血管。我觉得她蹲下来的姿势不知羞耻，甚至伤风败俗；我试图不停地和朗妮说话，尽量不让她注意到妈妈。朗妮表情镇定，有礼貌，一副心怀感激的样子。有长辈在场的时候，她通常都这么伪装。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她会嘲笑他们，她是个残酷的模仿秀爱好者。

妈妈把我拖来拖去，大头针刺疼了我。她逼我转身，她叫我走路，她让我站直别动。“你觉得怎么样，朗妮？”她嘴里咬着大头针问。

“很漂亮。”朗妮诚恳地回答，态度温和。朗妮的妈妈已经去世了，她和爸爸一起生活。她爸爸很少关照她，我觉得，这种生活让她容易受伤，不过也是一种恩赐。

“要是我能做出来的话，应该很漂亮。”妈妈回答说，“嗯，好吧。”她语气夸张地说着，站了起来，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忧伤的嘎嘎声，再长叹一声：“我怀疑她不领情啊。”她激怒了我，这种话当着朗妮的面说，仿佛朗妮和她一样是大人，只有我是孩子。“站直了。”她说着，从我头上把用大头针别起来的衣服拽下来。我的脑袋被天鹅绒蒙住了，身体露出来，只穿了一件学校的旧棉布连身衬衣。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没有经验的大笨蛋，手脚笨拙，浑身疙疙瘩瘩的。要是我像朗妮那样就好了，小巧，苍白，瘦弱，她一出生就有先天的心脏缺陷。

“嗯，自从我上中学以后，没有人再给我做衣服了。”妈妈说，“我给自己做，没有新衣服也过得去。”我担心她又开始讲她的故事，步行七英里到镇子里，在一家寄宿公寓找到一份餐桌侍应的工作，才上了高中。妈妈的故事一度吸引过我，现在已经变得像情节剧一样，脱离时代，让人厌烦。

“有一次，人家送了我一件衣服。”她说，“米色的开司米羊毛，前面是品蓝色的开襟。珍珠母纽扣很可爱。我真想知道，它现在怎么样了？”

我终于能脱身了，和朗妮一起上楼到我的房间去。屋里很冷，但我们就待在那里。我们谈班上的男孩子，按座位一排排地谈，“你喜欢他吗？哦，那么有一半喜欢吗？你讨厌他？要是他请你出去，你会去吗？”没人请我们出去。我们十三岁，进中学只有两个月。我们做杂志上的问卷，想看看我们有没有个性，会不会受欢迎。我们看文章，学怎么化妆，怎么强调优点，第一次约会怎么对话，要是男孩子过分了该怎么办。我们还看了绝经期的性感缺失，堕胎，为什么丈夫要到外头寻求满足。我们不做作业的空闲时间，大部分都用来收集、交换和讨论性方面的信息。我们约好了什么都要告诉对方。但是有一件事儿，我没有说过。舞会，中学的圣诞舞会，妈妈正是为此给我做新衣服，也正因为如此，我不打算去了。

在学校，我一分钟也没有舒畅过。我不了解朗妮的想法，每到考试前，她就手脚冰冷，心跳加速，但我所有时间几乎都在绝望。当我在课堂上提问，不管是什么样的小问题，我的声音不是短促尖利，就是嘶哑颤抖。我被迫走到黑板前的时候，坚定不移地相信裙子上有血迹，即使在一个月时间内都不可能真有血迹。一用黑板圆规，我的手就出汗打滑。玩排球的时候，我没法打球；要到别人面前做个什么动作时，我的本能就是不去。我讨厌商务课，因为必须要用一根笔直的笔在纸上画线，画成账簿，老师从我的背后看见的都是脆弱的线条东摇西摆地挤在了一起。我讨厌科学课，我们一个个坐在长凳上，坐在刺眼的灯光下，身后是堆放了陌生的、易碎的仪器的桌子，这课是校长教，他声音冷淡，带着自我欣赏的腔调—他每天早上都要朗诵经文，将羞辱强加于人是他的天赋异禀。我讨厌英语课，因为男生都在教室后头赌博，而那位矮矮胖胖、轻声细语的年轻女老师，在前头微闭双眼朗读华兹华斯的诗歌。她威胁他们，恳求他们，脸都红了，声音简直和我的差不多。他们语带讽刺地道歉，只要她再开始朗读，就摆出痴迷的姿态，一脸狂喜，闭上眼睛，用力拍打自己的胸口。有时候她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也无济于事，她只能狂奔到走廊上去。随后，男生们便发出哞哞的叫嚣声，女生们发出渴望的笑声。当然，我也笑了，这些声音会继续折磨她。这种时候的教室总是充满了残酷的狂欢气氛，让软弱、猜疑的人，比如我，陷入恐慌情绪。

但是，学校里真正的事情不是商务课，也不是科学或者英语课，是别的东西给了生活以紧迫感和光彩。湿冷的老教学楼，地下室里摇摇晃晃的墙，黑漆漆的盥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