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中心指的是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

　　但是，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得到最高统帅部关于着手进行布拉格战役的训令之前，柏林已被我们占领，维也纳也被我们占领。蒙哥马利所说的三个城市中，只剩下了布拉格。我们从当时一系列的文件中发现，我们的盟国是以极不愉快的心情，放弃先于俄国人夺取这“第三个中心”的希望的。

　　4月30日，盟国西欧远征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信中，一方面建议我们划定一条分界线，我们原则上同意这样做，并且后来实际上划定了这条分界线；可是，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又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在5月4日写给我们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的另一封信中，又完全是另一种说法：“如果形势需要的话，我们准备在捷克斯洛戊克境内推进至伏尔塔瓦河和易北河一线，以肃清两河西岸的敌人。”这种补充实际上将布拉格本身也包括进了美军作战区域。

　　看来，这封信反映了邱吉尔和刚上台接替罗斯福的杜鲁门，向艾森豪威尔以更强硬的手段施加的一种压力。

　　次日，即5月5日，我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以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名义，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复信。信中说，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军队混杂，请不要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盟军，向原商定的分界线以东推进。

　　在交换这些信件之后，在最初商定的分界线上，美军暂停了向捷克斯洛伐克纵深的进攻。

　　互相交换外交信件，是在我方面军司令部和各集团军实际上完成了布拉格战役的准备工作，军队已占领出发地位后进行的。

　　也就在这几天里。我会见了欧洲美军司令布雷德莱将军。我想谈一下这次会见，何况布雷德莱将军在自己的《一个战士的故事》中也写了我们的会见。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对他《故事》中对某些事件的论述同他辩论。但我认为，向读者提供我对我们这次会见的看法是有益的。

　　我第一次认识美第12集团军群司令奥马尔·布雷德莱，是在我军部队同美军在易北河会师之后一星期，离托尔高不远，托尔高东北约40公里处，我的指挥所里。

　　布雷德莱及其随行将军和军官，以及大批记者和摄影记者都来了，我甚至可以说，这批记者过多了一点。我方除我以外，参加会见的还有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近卫第5集团军司令员А·С·扎多夫和近卫步兵第34军军长Г·В·巴克拉诺夫。首先在易北河同美国人会师的正是他们的部队。在场的还有我们报纸的代表，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但是，与在场的美国人相比，我们要少得多。

　　在苏美关系上，有过不同的时期。而且，就是现在，这种关系仍远不能令人满意(并非由于我们的过失)。从历史的真实性出发，我要说，1945年5月5日那天，美苏两国的两位司令员的会见，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我和布雷德莱都不是外交家，而是军人，这就给我们的会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的会见既是官方的，同时又是友好的。

　　我和布雷德莱将军仔细地看了他的地图。图上标示着5月5日这天美军的态势。布雷德莱简短地说明了他的什么部队在什么地方已前出至与我们商定的接触线。然后他问我，打算怎样拿下布拉格，在这个问题上，需不需要美军的援助。

　　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并不感到突然。尽管苏军对舍尔纳“中央”集团军群的进攻尚未开始，但美军丝毫也不会怀疑，进攻将在最近的将来很快开始。

　　我对布雷德莱说，我们不需要这种帮助，并且，美军向早先商定的分界线以东的任何推进，只能带来混乱，引起双方军队的交混，而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请不要这样做。

　　布雷德莱赞同我的意见，并说，他管辖的部队将遵守商定的接触线。

　　我概括地回答了布雷德莱提出的关于我们准备怎样拿下布拉格的问题，并指出，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部队能胜任，并一定能完成好这一任务。我没向他说明今后行动的细节。我认为不能通报自己的战役计划，虽然我相信，正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将在解放布拉格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提前说出来，不符合我们的习惯。

　　午餐时，我首先在正式祝酒词中谈到了苏军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考验和困难。我谈到了罗斯福总统在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以及在该同盟成立后的一切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罗斯福总统的逝世，我仍记忆犹新，我是深切感受到这一损失的人之一。因此，在对美国总统与世长辞表示哀悼的同时，在我的讲话中倾注了个人的感情，并且我希望，新任总统将继承罗斯福为之奋斗过的事业。

　　遗憾的是，这种希望落空了，罗斯福的继承人很快就干出了使苏美关系激化的事情。

　　在谈到我们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斗争时，我指出并高度价评了美第12集团军群官兵所作的无可争议的贡献。

　　布雷德莱将军在自己的答词中，赞扬了苏军士兵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所表现的大无畏勇敢精神，按照他的话说，苏联士兵是美军士兵、军官和将军学习的榜样。在谈到罗斯福的功绩时，他深感遗憾的是，总统未能活到胜利的幸福日子，并提议为我们的会见干杯。

　　在正式祝酒之后，桌旁开始了友好的交谈，这种交谈多次被苏、美参谋部代表、集团军司令员，各兵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