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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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时对一切暴力——包括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力——皆表现出极大的忿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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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20年以极大的热心投入湖南自治运动，把各省自决自治看做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方法。他说：“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之外，一概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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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以后，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的毛泽东到主张暴力革命的毛泽东，其间经历了怎样由实践支撑的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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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教会他认识枪杆子的，是蒋介石。一个1926年的“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一个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蒋介石在共产党人面前把枪杆子的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后来描述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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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通过蒋介石对枪杆子的运用，真正看清了他的真面目。而从枪杆子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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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又何止毛泽东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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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陈独秀已经看出蒋介石利用北伐实现个人军事独裁的危险，当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问是帮助蒋还是削弱蒋时，也只有回答：“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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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刀枪如林的蒋介石，手无寸铁的陈独秀认识到其野心也毫无办法，只有采取这种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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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人是张太雷。他是中国共产党中较早认清蒋介石面貌的人。1923年随蒋访苏，他在代表团中就与蒋分歧很大，几乎天天争吵，弄得苏俄方面人人知晓。蒋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立即将其清出代表团了事。这样一个对蒋早有认识的人，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还要发表一篇《关于蒋介石同志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的自我辩白，回答蒋的质问。他说：“如果我真是说了‘国民党是排斥共产党党员’，我自己亦要骂‘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非但我没有这样说，并且不会有这样的事。”并说，“介石同志是不会排斥CP的，大家都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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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已经很难领悟，张太雷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内心有多么的痛苦。没有实力又不得不仰仗实力，即使很早就认清其面孔，但直到屠刀举起之前，还要去赔着笑脸说“介石同志不会排斥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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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张太雷牺牲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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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曾经就这样一忍再忍。对蒋的忍让，实际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子的忍让。“四一二”政变不久，陈独秀悲痛地说：“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对这一如此明显的事实，连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也不得不被迫承认：“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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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实力的共产党人，不掌握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即使有再深奥的理论修养，再犀利的政治判断，再庞大的民众组织，在一个只凭实力说话、谁力量大谁就嘴巴大、声音大的社会里，也难于成事。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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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了1927年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有了会上毛泽东激动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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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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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后来被总结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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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等于就知道了武装割据，知道了农村包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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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并非不喜欢城市。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原定目标是南下广东，二次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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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秋收起义，原定目标也是会攻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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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打出苏维埃旗帜的广州起义，则几乎一步不改地走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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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队伍转战到广东，还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义队伍则连个浏阳县城也蹲不住就被迫后退。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范围没有超出广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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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