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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1918年,陈诚21岁,自杭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正为前途彷徨,有同乡前辈杜志远当选北平政府国会议员,北上就职时路过杭州,陈诚经人介绍与他谈话。杜发觉此人稳重有礼,且有志气,不甘平庸,遂带其北上进京。在北京逢“五四”运动发生,热血青年无人不思救国,陈诚也不例外。杜志远便托人介绍陈诚去投考保定军校。当时想从军报国的青年很多,军校条件严格,初试录取40名,复试只取3人。3人之中,便有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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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修订的“正统”历史,自然无比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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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年陈诚的英文秘书陈应东却有不同说法:当年一帮浙江同乡在车站送杜志远北上时,因杜的卫队中多青田同乡,陈诚在车上与他们攀谈忘了下车,被糊里糊涂拉到北京。杜志远问明情由,才知道陈诚是青田同乡,又是同科秀才陈希文的儿子,这才将陈诚留下。后来杜志远向同属皖系的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保送陈诚投考八期炮科,因身材矮小,考试成绩又差,未被录取。再经杜向主考官、北洋政府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翰疏通,才以备取资格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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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诚的英文秘书口中透露出来的这些曲折,恰恰说明,正统的历史从来不一定就是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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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倒从来对蒋介石忠心不贰。与他关系再深的人,只要与蒋不睦,他必弃之从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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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邓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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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与陈诚关系极深。1922年,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到上海物色军事人才。选中的人当中,便有陈诚。陈诚随邓演达南下广州,邓担任警卫广州大元帅府的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陈诚任该团三连连长。1924年5月,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入伍生总队长。陈诚又被邓演达带进黄埔军校,担任上尉特别官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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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一生的第一次关键转折由杜志远引路,第二次和第三次,引路的皆是邓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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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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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对陈诚的人格影响极大。陈诚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连长时,营长就是严重。后来邓演达去黄埔军校任职,严重也进入军校。先任中校战术教官,很快接任邓演达的入伍生总队长,后来担任军校训练部主任,并调陈诚为训练部炮兵科长。广东出师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严重由训练部主任调任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便也由炮兵科长调任该师六十三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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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粤军、黄埔军校到党军,严重一直是陈诚的直接上级,两人相交很深。严对陈期望殷切,督教又严。他每天写日记,某日在日记中写到:“陈诚来谒,畅谈二小时……将来救中国,必此人也。”足见他当时对陈诚的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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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严重二人一旦反蒋,陈诚便与他们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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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严重辞职,将二十一师交陈诚代管。蒋召见陈诚,问其对国内形势的基本态度。陈诚只一句话:“绝对服从蒋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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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句话,陈诚在事变前一天之4月11日,被蒋任命为二十一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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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与蒋介石如何相识的,说法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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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黄埔时期某日陈诚从市内玩耍归来,夜不能寐,索性起床挑灯读书。适逢蒋介石查夜,寻灯光而来,见陈诚夜读,拿过一看是画有很多杠杠的《三民主义》,从此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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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说某日陈诚到广州市区玩耍,第二天清早就乘头班轮船回黄埔军校,到操场上翻单杠。恰巧这天蒋介石很早到校巡视,走到单杠旁见地上放有一本《三民主义》,拿起翻阅,书上圈圈点点写满小字,连夸阅读认真,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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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说法差别不多。都是圈圈点点的《三民主义》,都是蒋校长亲自发现,都是从广州玩耍返回。不同的是一个发生在半夜,一个发生在清晨。一个在读书,一个在翻单杠。如果只有这两种说法,那么倒可以说,前一种说法可能性小,后一种可能性大。因为蒋当时并不住在黄埔军校内。他的住地与军校有一段距离,半夜起来到军校查哨再返回去,可能性不大。蒋有早起的习惯,清晨早早到校倒是极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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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蒋、陈相识,的确发生在黄埔军校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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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担任大元帅府警卫事宜的上尉连长的陈诚随同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庆与冯葆初部队作战,陈胸部中弹受伤。住院治疗期间,新锐军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到肇庆,顺便到医院慰问伤患,两人在病床前第一次相识。从此一直到1965年陈诚在台湾去世,追随蒋介石的政治态度终生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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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自身也是一个矛盾体。政治上忠蒋不贰,感情上又与邓、严藕断丝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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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通缉邓演达,陈诚明知邓隐居上海租界也不报告,还悄悄给邓送消息。后来邓演达被蒋介石抓住枪毙,陈诚着实难受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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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辞职后隐居庐山犁头尖,平房三间,生活拮据,陈诚便暗中接济。一遇机会就在蒋面前保举严重。“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大公报》发表严重隐居庐山的专题报道,指蒋介石国难当头,弃北伐名将不用。陈诚立刻抓住机会与陈布雷一起向蒋进言,起用严重,他本人还急匆匆上庐山想拉严重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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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忠蒋和反蒋的人都还关系不错,是陈诚独立摸索出来的一套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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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被他用到指挥作战与部队训练中,变成对民情、对兵心的极端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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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与蒋介石、何应钦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