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各种必要之改革，不惜以大量金钱聘用德国顾问。但在过去一年来，若干顾问，未曾给予中国政府任何具体建议，且有对于所呈之问题，无法作肯定之答复。现十八年过，十九年将开始，余谨望顾问先生不要再辜负自己所负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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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这番当面指责的话颇不客气，主要还是对柯瑞伯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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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乔治·魏采尔接替了柯瑞伯。魏采尔中将是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前作战处长，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在“剿共”方面，他是对蒋介石帮助最大的一个德国顾问，不但参加了中原大战，而且参与制订对苏区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围剿”计划。他感到极胜任这种任务，扬扬得意地说过：“在我们德国由诺斯克领导的反共战争中，采取了残酷手段并严格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成功。而我在中国也做了同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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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帮了蒋的大忙，但他与蒋的关系却很一般。魏采尔对蒋介石手下的军队批评太多，而且往往很不客气，激动起来指手画脚，为蒋所厌。当时德国方面解释说他是因为“头脑不够灵活，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所以同蒋的关系恶化。20世纪90年代，德方又出现新的解释。德国弗莱堡大学的马丁教授认为，当年的魏采尔等德国军事顾问，罔顾中国国情，罔顾中国军人思想深处的儒家传统思想，在与中方交往中表现出太多的普鲁士风格，企图按照普鲁士精神改造中国军队，不但树敌过多，还未获成功，影响了顾问团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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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军事顾问也并非个个都不成功。在华期间待遇最高、蒋介石最喜欢、最钦佩的德国顾问，是汉斯·冯·塞克特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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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特为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是来华的军事顾问中地位最高之人，沉默寡言的天性和谦虚和蔼的外表为其赢得了“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的绰号。英国驻德大使曾这样评价这位“德国国防军之父”：“他的头脑比其拘谨的军人外表广阔，他的见识比其严谨整洁的外貌广博”。德国人则评论说，在塞克特领导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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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特1933年5月访华，6月拟一份《陆军改革意见书》送蒋介石。意见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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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建军之先决条件，首在国境之安定；此即谓数年外在之和平与内部政治情势之稳定。在此条件未达成前，有效之军事组织，将无从谈起，连续不断之战争，将影响最终目标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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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议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谋而合。此时恰逢第四次“围剿”失败，国民党将领意志动摇，4月7日蒋在临川向各将领训话：“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我们要以专心一志剿匪，要为国家定长治久安的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的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4月10日蒋又在南昌纪念周上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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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特与蒋介石不同。蒋用惯了权威。塞克特却能把他充满威吓的讲话，包上一层理论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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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塞克特的回信中，蒋写下了“拜读之下，感佩无已，吾人于此相别之后，惜相见已晚，而又不能常住一处为怅也”等语句，求教之切，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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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下决心用塞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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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塞克特目标太大。德国政府怕出现麻烦，最初不同意塞克特来华。蒋软硬兼施，威胁说塞氏不来，将聘请法国顾问。当时德、法正是死对头。德国政府出于在华权益的考虑，只有同意。塞克特来华不仅担任总顾问之职，还被委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介石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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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蒋介石身边的塞克特与博古身边的李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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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特1934年4月到上海，李德1933年9月到瑞金。塞氏晚一些，但两人“下马伊始”便获得了极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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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特以“委员长委托人”的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蒋与国民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地位仅次于蒋。南京政府的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也须亲自到蒋的官邸向塞氏请教；而且规定每星期二、五上午10时至12时，还须事前登记，过时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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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所处的条件当然比塞克特差得多。但瑞金的中共中央首脑人物也须一批批鱼贯进入李德住的“独立房子”开会，决定大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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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有个“太上皇”，南京也有个“太上皇”。皆是国共双方迎菩萨一般自己请进来、供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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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最初不想让魏采尔走。魏氏在“剿共”方面的能力是突出的。其娴熟的规划技巧和作战经验还颇有可用之处。蒋的原意是想具体事务让魏采尔继续负责，全面的军事、政治、外交筹划交塞克特。但魏采尔表现为一山不容二虎之势，塞克特刚到上海，他便立即到南昌向蒋辞行，多一天也不待，也许也是一种东方人不甚理解的普鲁士精神。蒋无法，也只好让他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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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采尔与塞克特的交接在1934年4月11日。这以前诸事皆归魏采尔，这以后，便都归塞克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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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交接前一天，陈诚指挥十一个师发起了广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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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认为碉堡政策是塞克特出的主意的人们，完全没有根据。塞克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