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这点，我引用1914年8月11日都灵《人民报》刊登的《谁能胜利？》一文中的几段话：

今天要说这场巨大战争的结局似乎是大胆的，但并非如此。这场巨大斗争的各种因素在大的方面是清楚的，因为它是由参战国全部物质和精神力量所构成的。今天各国不再把它们的命运交付给一支军队，军队一旦被打败，国家也就战败了。今天的斗争范围更大更复杂，这是国家之间而不是军队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战场上一次胜利或多次胜利并不足以决定结局，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抵抗能力。

如果我们根据军队的实力和部署、它们的可能行动、参谋部的各种准备来进行预测，我们将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忽视了真正的对抗力量——国家本身，军队只不过是斗争中的代表。不是法国、俄国军队对抗德国、奥匈帝国军队，而是法国、俄国、英国对抗奥匈帝国和德国，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在这样一场巨大的斗争中，德、奥军队想要通过内线作战取胜，是注定要失败的妄想。德、奥迟早必然会发现它们面对着整个法国、整个俄国、整个英国，胜利将属于懂得在战斗中如何更有利地运用兵器、力量、信念进行抵抗的一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海港被封锁，陆地边界被为生存而战的敌国所包围，正如被一个铁环锁住。它们像一对野猪被一群猎犬紧逼在洞穴里，左奔右突，这边冲开了，那边又收紧，而猎犬越来越凶猛，野猪直到力尽被咬死，森林中响彻负伤猎犬准备庆贺的胜利吠声。

这篇文章写于一战第一周，是对大战做的一个预测。好像预测战争的主要特性并不难，其实不然，各国政府并没有看到即将发生的战争必然具有的特性。

今天，人们不会相信德国参谋部中有教养、智慧的人只要完成一次出色的军事行动就坚信“德意志高于一切”，更不会相信德国的管理者也接受了这一信念，可事情却偏偏是这样的。

这种奇怪的现象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其他怪现象早已存在，尽管战争慢慢走向总体化，可政权和军权的分界却越来越明显。当政府头领统治人民时，这两种权势是重合的；而当政府转为人民意愿的代表时，政权和军权之间就产生了矛盾。依据自然规律，战争越是需要平民参加，平民就越是会把有关战争的事务委托给他们绝对信任的专门人员。民事与军事之间建起了一堵隔断的墙，切断了彼此的了解。墙内人从事的工作在普通人眼里是难以理解的、神秘的，他们甚至会带着崇敬的心情去看它。

那个圈子里做出的任何决定都会被人们轻而易举地接受。当危机爆发时，国家的命运就完全依赖于这些名义上很有能力的人，而他们却是一直脱离国家的生活、工作和活动。一旦宣布战争，政治家们将停止活动，把战争的任务交给军事家们，他们则袖手旁观，军事当局也试图缩小政治活动而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按性质，政府人员不能任职军事事务，政府却有权力任命和罢免最高指挥官。这种任命和罢免只凭借一种判断，而这种判断却是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做出的。显然，国家将为这种责任上的怪事付出代价。

许多国家都存在这种状况。在意大利，我们的国家首脑凭借其聪明才智结束了这种状况。政府的首领也是武装部队的首领，对战争部署有最高的控制权，必要时，他将拥有战争的最高指挥权。

对战争特性不了解的后果终于在战争本身表现了出来。德国总参谋部由于只相信军事当局的作战计划和能力，从而断定用较低的代价也能迅速取得胜利。这种错误的判断建立在对形势的错误评估之上，而当时的政治家也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认为它是绝对胜任的机构做出的判断。如果不为总参谋部的声誉所惑，认真研究一下问题的实际情况，他们可能对形势就有比较正确的认识，看到失败的可能及战争要付出的惊人代价，他们对这场赌博就会犹豫不前。

陆地的战争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战争开始到马恩河之战，第二时期是从逐步建立绵亘的战线直到战争结束。第一时期比第二时期持续的时间短，它只是一个调整时期，外表看起来和以前的战争几乎相似。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是一场运动战，每次的交战都不会取得决定性结局，只是导致形成了绵亘的战线，成为一战的最主要形式而已。

从经典的观点看，德国的战争策划在战略上是无懈可击的。这使人们想起了拿破仑，他是建立在著名的内线机动之上的，把自己置于中央位置，利用自身的优势，依次打击周围的敌人。当然，为了成功，必须在其他敌人围攻自己之前果断地击败其中一个，否则他将被重重包围，陷入困境。对德国来讲，他们必须在俄国人全部出击前打败法国的陆军，因此他们以自己强大、无懈可击的军队，对法国人发动了一场迅速而坚决的进攻。为了尽快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他们避开了正面进攻而只进攻它的左翼。虽然这样做必须经过比利时，但是他们也毫不犹豫，因为战略需要如此。虽然他们知道冒犯比利时会促使英国参战，但他们希望英国的陆军并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通过法国左翼迅速到达它的首都巴黎，由此获得的战略成果被认为超过了比利时和英国的参战。一旦打退了法国的陆军，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进攻俄国人及可能参战的英国人。因此，德国的总参谋部并没有完全认清形势，把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