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某些人的私事，比如是亲王们、国王们、皇帝们或别的当权者之间的争斗，人民则支付军费并消极地忍受战争带来的灾难，政府首脑集合他们的军队，开始战争游戏。通常取得一个战役的胜利就能达到目的并停止战争，因为在胜利者击败敌人之后，他就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敌国，而敌国也没有力量进行下一步的抵抗。当决定性战争失败后，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设法寻求和平。在拿破仑时代，我们看到决定帝国命运的战役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这些过去的战争的表面现象模糊了现实，在目标和达到目标手段之间带来了迷惑。换句话讲，由此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战争的目标是敌人的武装力量。

尽管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但这种信念依然保持着。这样一来，国家就认为他们是置身事外的，公民就相当一个付费观众的角色，对战争袖手旁观。更有一些人，他们宣称自己是“非交战者”，好像战争与他们无关，战争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一样，只是公民之中有特殊身份的阶层和组织被托付准备和进行战争的责任。当战争到来时，政府官员认为战争不是他们的责任，就委托一些人去进行战争，然后他们坐在后面等待战争的结局。归根到底，这就是两支武装力量之间的事，给司令指挥官一切权力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战争的目的就是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平民根本无须干预这种事务，面对这样一种目的，别的事情根本没机会考虑。

就这样，错误的果实成熟了。但是这种概念的错误在拿破仑时期就很明显了，对它忠诚的却又只做表面研究的人会误入歧途。拿破仑，这个战神，用自己付出过的代价证明，战场上的胜利，敌人军队的崩溃，只要这些军队后面还有什么力量的话，就不算是决定性的。他用规模宏大的军队和自身的天才智慧取得了胜利，而俄国用天气及广大的领土对付他；他拥有勇敢善战的将军，西班牙用充满激情的游击队抵抗对付他，而这位战神既没使俄国也没使西班牙屈服于他的意志，手段没有达到目的。在那个时代摧毁敌人武装力量的胜利，对那些武装力量后面只有消极的非武装人民的国家来讲，确实是赢得了胜利。拿破仑最后失败的原因是，他的武装力量后面没有了支撑力量。

世界大战开始时，这种看法还没有改变，但现实情况已经改变了，所以这种看法过时无用。现在已不再是政府首脑们在进行战争，而是生活和思想一致的人民在进行战争，要战争并要取得胜利的信念已经深刻地存在人民的头脑中了。武装力量并不神秘，它只是敌对双方国民意志的中间手段而已，在武装力量的后面，不再是消极和听天由命的真空，而是全体国民、所有物质资源和精神力量。战争甚至在形式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到处都存在对付敌国抵抗的战斗。现在我们说“能够再坚持十五分钟的一方就能取得胜利”，我们说这句话时指的是国家，我们不再说“谁能打败敌人的军队谁就打赢战争”。所有公民都把自己看成是交战者，战争是每个人的事，他们都为战争效力。政府自身也受到人民热情的支持，了解到他们和任何人一样关心战争。

军事首领们也认识到人民的高昂斗志给武装部队以力量，他们向政府建议应尽可能地鼓舞人民的斗志。

至今，陆上国家之间的冲突仍在被称为“战线”的地方进行，但战斗却不是再按拿破仑时代的所谓经典方式进行，出现了人力和军火的惊人消费，并直接影响到交战国。这些国家出于抗战的决心，把它们的全部资源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这些战线上，慢慢地耗尽。有时整支军队大批伤亡、混乱不堪，但在后面的国家都准备好防止这些。

很明显，为了取得胜利，一方必须在自己的资源耗尽之前打垮敌人。伟大的总参谋部的战略变成了“蚕食”战略，双方都时刻计算自己剩余的可以使用武器的人数，十分关注工业生产，重视海上战线的态势。我们离拿破仑的时代也就一百年的时间。通常只有在战争双方都忍受到了极限，对胜利已经不抱希望时，典型的战场胜利才会是决定性的，这时，在战场上取胜就成为胜利的鲜明印记。

这种现象在海上的战争中更明显。斗争双方的海军为避免决战，各自保持自己的实力直到最后，双方的海上行动仅局限于尝试阻挠敌人的交通。这是战争工具对付民用工具的行动，是一种目标直接针对国家抵抗力的行动，而不是对敌人武装力量的行动，但所有人都知道，这种行动几乎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协约国海军承认了间接决定战争结局的特点，不用怀疑，如果他们不对付潜艇的威胁，协约国就会失败。实际上对付潜艇威胁的功劳部分归于海军，部分归于协约国造船厂一天天增加的产量。如果造船厂不能及时补充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吨位，然后加紧生产超过被击沉的吨位，那么就算海军有防御行动，战争依然会打败。所以，海上作战一方面是用战争工具摧毁敌人的抵抗因素，另一方面是用民用工具的生产来支持国家的抵抗。

我们从巴斯蒂柯、博拉蒂以及我的其他反对者反主张的战争目标概念已经扯得很远了，这完全是依据上次的战争经验，而不是根据对未来的幻想。

空军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战争目的，战争的目的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空军只是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和特点，使得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