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瓦解，这才可能带来决定性的结果。”两个词“无疑”和“可能”，说明了将军的偏见，用下文再进一步证实：

“……在空中的胜利是假想的（任何胜利在实现以前都是假想的），因为两个机群在空中遭遇可能是不现实的（在世界大战中海上遭遇是现实的吗？），因为不良的气象条件或其他困难可能会影响到遭遇（到了1929年还在讲气象条件！难道气象不影响海上战斗吗？我们没有在数百份关于陆上战斗的公报中读到气象问题吗？）。航空兵部队比其他部队更是耗费巨大（陆军部队又如何呢？我们没有听说过上次大战中数百个师不能再用了，必须重新组建吗？难道每个国家有几百万人死亡还不够给我们某种关于地面军队中浪费人类生命的观念吗？），甚至在空中的胜利或获得制空权都不能阻止在别的地方发生与我方空中进攻并行的反攻（陆上的胜利会阻止敌人在别的地方取得陆上的胜利吗？）；由于飞机的破坏能力，甚至少数飞机就能使我们遭受严重损失（真是奇怪，甚至在我们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少数敌机能使我们遭受严重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机群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空中进攻的效果将会被积极和消极的防空，以及现在正在煞费苦心研究的别的方法抵消（难道对陆上军队就没有积极和消极防御，以及已经苦心研究出来的别的方法吗？）。最后，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精神方面，它是真正有决定性作用的，可能会造成料想不到的障碍（是的，现在出来精神方面了，关于这个我们已经讨论不少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尤其是我们若依靠料想不到的障碍，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结论是，空中战场也可能是决定性的，但空中战场所需要的那种行动虽然由于其特殊的条件而有所帮助并甚为有效，必定会遇到严重困难，有严重的障碍有待克服（是的，但这是否因为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表明陆上和海上的行动不会遇到严重的困难，也不需要去克服严重的障碍呢）！”

阿塔尔工程师从巴多利奥元帅的文章中找到了与我观点相反的某种安慰与支持，他从那篇文章中引用了不止一段，下面是结尾的一段：

“正是空军，将对那种尽可能缩短持续时间的战争样式发挥作用，所有国家都正在迫不及待地寻求这种战争样式。”

他选择的这段文字恰恰是对我观点的支持，巴多利奥的说法包含了一个明确的诊断：巴斯蒂科将军说我的警告“不要忘记飞机飞行和毒物杀人”，这正是我多年的主张！如果一个军种能比别的军种更快地结束战争，那就意味着它比其他军种更先一步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如果它能在其他军种之前取得决定性胜利，那它就在其他军种之前成为决定性力量，因此，空军是决定性的军种。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应该是我的反对者们反对巴多利奥的说法，而不是我。他们正在费尽心思证明正好相反的东西，因为他们坚决不承认空军正在引起战争样式的革命。有异议的不是我，我的反对者们的思想的实质已经模糊不清。巴斯蒂科将军说“不偏不倚为是”，博拉蒂将军则是他的跟随者，我希望他们两个人都对这点满意。

虽然阿塔尔工程师反对这种中立的态度，并且承认不能存在这种态度，而要选择他们的优点去学习，而实际上他也在追随前面两位作者的步伐。

最善者必须是单数，而不是复数。“加强一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使得每个军种都成为决定性的军种”，如果你们允许我讲的话，我会说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它意味着平庸化、一般化，并满足于中立的态度，这里选不出“最善者”。巴斯蒂科将军和博拉蒂将军的平均化理论阻碍了价值的等级区分。实际上，这种理论的前提依据就是所有的战场都有可能是决定性的，但这种前提只有可能性，从逻辑推理来讲它并不能成为现实。

平均化理论给了“武装部队各组成部分的正确比例”一个平常无奇的答案，它没有区分考虑各个组成部分自身的价值，这种答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可能是犹豫不决的产物，就像他们问自己：“我们该选择哪个好呢？”然后一致回答：“好吧！为什么不能三个都要呢？”这是一个在所有情况下都可采用的好方法，就像是一种获得专利的秘方一样，但它治不了病，只能乞求上天保佑了；它就好像把军队排成一字长蛇阵，而人人都知道这是打败仗的不二选择，它唯一能表达的就是你的犹豫不定。

我的信条的确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让我们集中力量于空中吧，因为我相信胜负一定是决定于空中这个战场。我很希望我的反对者们会大声地叫起来：“你错了！决定胜负是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在空中！我们必须集中兵力在别的地方，我们必须集中兵力于陆上，我们必须集中兵力于海上！”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我只听到一个没底气的答复“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力量分散到各处去”，但这是我坚决不同意的。

当阿塔尔工程师想用当代名人的解释来堵我口时，巴斯蒂科将军却在用尽全部力气来证明我的思想是违反某些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的，这些基本原理是凡是知道一点军事的人都了解的。

用头去撞基本原理就好像是用头去撞石墙一样愚蠢，头会被撞得血流不止。让我们来看看，巴斯蒂科将军用来攻击我的“人所共知的基本原理”是不是可靠。我们研究这些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