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我多少能弥补你们的良知，”他顿了顿，“对不起，督察先生，我理解你的职责所在。如果我说直至家父临终前一小时，我才得知他的罪行以及这只七巧壶，估计也于事无补吧。”

“等等，先生，等一下！”马斯特斯急忙答道，“但这只七巧壶又有什么要紧？他为什么想得到它？另外，虽然它对我的案件助益颇多，可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没有将它处理掉或是销毁呢？”

索亚把手插进便袍的口袋：“怎样才能‘销毁’一个铁罐呢，探长？把它扔进高炉？那东西其实是铁制品，外面裹着一层陶瓷而已。不妨试试拿下盖子—办不到的，它自有其奥妙所在。你知道它的实际用途吗？是个私人保险箱，一个袖珍保险箱。所以达特利才对其视若珍宝。达特利把一些文件存放在里面。你可知道达特利的身份？”

“噢，啊！我想起来了。索亚和索恩公司，”马斯特斯说，“一度涉嫌出售古董赝品。而达特利，在我印象中，也曾一度涉嫌商业欺诈。我还在报告中提到过，他从令尊处购买的东西，价格都很低，极其低廉。”

索亚浓黑的眉毛挤到了一起：“家父犯过错，这我承认。有段时间我们的生意非常不景气。达特利已经退休，因此无法再在商场上施展他最拿手的欺诈术。所以他仅仅将那些伎俩用于爱好方面。他买下了所有证据，迫使家父签署一份自白书。每当我想到那笑面虎如何巧取豪夺时，我就—”他一拳捶在桌面上，力道之强，连铁壶也被震得一阵哆嗦。然后他冷静地话锋一转：“那甚至算不上赤裸裸的敲诈。达特利甚至还没有坦率或尖刻到那个程度。他从来不说：‘索亚，我喜欢你那个18世纪的骨坛，拿来。’不，他说的是：‘亲爱的朋友，我喜欢那个18世纪的骨坛，你标价六十英镑，不过我有把握，对一位老朋友，你会降价到三十英镑。’他甚至并不视其为敲诈，而美其名曰‘公平交易’。好吧，我可不做那种交易。老天在上，家父也不愿意。怀文和我从来没起过疑心，只是以为老人家脑子糊涂而已。但几年下来，达特利的‘公平交易’几乎拖垮了公司，因为他是个忠实的常客。”

“你的道德定调还真够高的，”德温特冷冷评论道，“所以令尊像个英雄般愤然起义，一枪毙了他？”

“还有其他选择吗？”

“我不知道，”德温特略显粗率地答道，“这就是你我的区别所在。”

“可能吧。你是不是还想接着表演福尔摩斯的推理分析？我直接坦白会不会坏了你的好戏？”

“不好意思，你似乎以为这一切都源自私人恩怨。索亚，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你还能记得的话，世界上除了你自己还有其他人，其他背负嫌疑的人。我唯一能想到的为自己洗脱嫌疑的方法—”

“谬论。”索亚用拇指和食指打了个清脆的响指，“既然你知道家父杀了达特利，你也该心知肚明，他没杀基廷。而警方感兴趣的只有基廷。你把一个死人从坟墓里拖出来，毫无意义。”

德温特摇了摇头，那淡淡的、狡黠的微笑始终未从脸上消失。

“恕难苟同。我已论证了警方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究竟是否存在一个名为‘十茶杯’的秘密团伙。我已努力展示，而且我想我已成功地给出了令他们满意的答案—这个团伙纯属子虚乌有。而我也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你一直试图将他们引向歧途。”

“你根本没有证明。”索亚正色道，“但我正准备证明。你瞧，督察，我们就来作个了结吧。

“家父想拿回他交给达特利的那份自白书，他愿意付给达特利一笔钱，但如果达特利不肯归还，他就准备痛下杀手。这一招干脆利落、一了百了。这世上达特利最为垂涎之物，莫过于那套意大利珐琅茶杯，如你所知，它们是独一无二的瑰宝。家父提出以茶杯交换自白书。

“但他丝毫也不信任达特利。换作我也绝不会相信。他事先做好了谋杀的准备。督察先生，或许你有兴趣知道，警方对案情的最初猜想—至少，按报上的说法是警方的最初猜想—是正确的。达特利是被‘引诱’进入一座空屋，他还以为那是凶手的住宅；因此尸体被发现时，便没有任何线索指向真凶了。德温特，你原来的住所之所以中选，纯粹是因为它有‘鬼屋’之名罢了，那种环境令家父浮想联翩。如同遭遇诅咒一般，我也继承了他所表现出的那种想象力。他匿名订购了家具，然后—”

马斯特斯打断他：“非常好，这正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设想。但如果令尊一手策划了这起闹剧，他究竟为什么要写信知会警方？那太不明智了。”

“你还没猜到吗，督察？”索亚问道，“他没写。写信给警方的是达特利。请回忆信中的措辞：‘在潘德拉贡花园十八号将举行一场“十茶杯”聚会，’还有剩下那些一本正经的话：‘奉劝警方严加防范。’你尽可打赌出自达特利的手笔！难道你不曾听说，炮制第一封‘十茶杯’信件的打字机，与寄给家具公司、卡特莱特搬运公司那些指示所用的打字机并非同一台？正如家父不信任达特利一样，达特利对家父也留了一手。他不能将前因后果都捅给警方，但他自以为足以自保。他还采取了另一条防范措施：他没有将家父的‘自白书’装进信封，随身携带，没有。当时家父年事已高，但仍身材高大、体力充沛；相形之下达特利不过一根轻如鸿毛的火柴杆罢了。所以达特利带上了他的七巧壶，货真价实的七巧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