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战场平均每门炮约50%会战份弹药的标准。

　　苏军之所以打得这么差。主要还是持续的肃反严重影响了部队士气和战斗力。看过相关肃反材料的人都知道，挨整的人基本上都是能力较为出众的，结果整来整去，优秀人才一扫而空。剩下官兵们也提心掉胆，生怕哪天落到自己头上。

　　当时苏军普遍怯战，官兵逃亡的很多，逼得朱可夫连续撤换了两名坚持要撤退的师长，并下令将坦克驾驶员锁在坦克里面！可见当时情形险恶到什么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731部队在此战首次使用了细菌武器：派敢死队在苏军取水源头上游的holsten河投入了炭疽菌，但是给苏军造成的病倒效果不好。经检讨认为是因为细菌在水中失去活性。只有一名日本兵感染身亡。中国有资料却声称反给日军造成了1200人病死，如果属实的话，那731真是摆了一个大乌龙。

　　在日苏开战的同时，活动在长白山的抗联也突然出动。在这个时空里。抗联（主要是第一路军）的生存环境要比历史上好得多。

　　冯锟借着做生意的机会。悄悄把延安的情报人员带到了东北。并跟杨靖宇司令员接上了头。延安方面随后命令抗联停止执行之前的错误方案，也就是王明和苏联远东局的瞎指挥。郑卫国也派了一个特战队和一个狙击手排配合他们作战。

　　当时恰好叛徒程彬像疯狗一样四处破坏抗联的密营，也是秘密物资补给点。特战队将计就计。直接埋伏在一处密营外，由十名最好的狙击手联手狙击，当场击毙了程彬和张奚若等十余名铁杆汉奸。这一行动使得大量密营得以保存。

　　在日军随后搞的集家并村行动中，又是特战队一马当先，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段接连攻破数处“集团部落”，迫使大部分伪军和伪政权成了两面政权。

　　不过总的来说，抗联的局势还是相当不利。主要是日军在东北的统治已经基本稳固，关外百姓的生活水平甚至超过了关内敌占区和国统区百姓的生活水平。特别是铁路沿线和大城市，如果是满铁等大企业的职工，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小康水平。

　　看过《红灯记》的都知道满铁有个职工叫李玉和，仅仅是一个信号工人就能靠工资养活三家人。虽然仅仅是维持最基本的温饱，但这在关内是难以想象的。

　　历史上，杨靖宇牺牲前，那个出卖他的伪牌长赵廷喜还劝他：“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不杀头的。”

　　所谓敌后游击战其实不是真正的敌后，是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的。要是失去了群众基础，那部队就没法生存。所以郑卫国再三考虑，建议中央把抗联全部撤回关内集中整训。

　　趁着日军跟苏联打得正起劲的时候，抗联第一路军迅速向东北方向挺进，连续击破日军多处据点。然后以小部队牵制敌军主力，大部队则分四路迅速跳出日军的包围圈，直扑国境线。

　　临出国时，第一路军还顺手打破日军几个据点，解救了八千多名劳工，这些人后来大部分也加入了抗联。抵达苏联境内之后，一路军又汇合了二、三两路，然后借道苏联，经外蒙回国。

　　这支部队归国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就连常凯申也不得不给了一个国民革命军步兵第39师（据说是为了纪念他们39年回国）的番号。师长兼政委杨靖宇、副司令员赵尚志、副政委魏拯民、参谋长周保中、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全师下辖三个团，分别由抗联三个路军改编成而成，算上解救劳工和延安调配的技术兵种，共计两万余人。

　　不过委员长用惯合纵之术，一时技痒，还是给延安上了一点儿眼药，将这个师隶属于东北挺进军，归马占山指挥。没想到延安方面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搞得常凯申对马占山也不信任了，粮饷开始无故短缺，但这样一来，马占山跟延安方面就走得更近了。

　　抗联部队归国后，刚整编完毕就赶上了一场大战。新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装了几个月的孙子之后，终于露出爪牙。这第一战就选在绥远。

　　诺门坎战役结束之后。日本最后选择妥协，斯大林确认日军暂时没有北进的意图，双方的关系就缓和下来，并于39年10月签订了停战协定。

　　冈村宁次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企图闪击绥西的五原地区，消灭傅作义等部，然后向宁夏、甘肃进军彻底切断这条物资通道。为此，冈村宁次也准备了大量物资，其中还包括大量运输工具，包括五千辆卡车和一万头骡马。

　　39年10月中旬。日军大举出动。调动了第26、32师团，以及新到华北不久的35、36、37共计五个师团进犯绥西。

　　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傅作义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对包头到五原沿途一百六十公里的大纵深进行坚壁清野。幸亏是绥远。地广人稀。而且早有准备。不然还真做不到。

　　道路也进行了大量的破坏，主要办法是挖坑灌水。虽然对付不了履带车辆，但对轮式车辆来说却是非常麻烦。由于补给不足。日军前线官兵很快陷入了用冷饭团子填饱肚子的境地。

　　日军每天饿着肚子艰难跋涉，侧翼又不断遭到大青山游击队的袭扰，士气急剧下降。不过五个师团的重兵集团显然不是绥远**能抗衡的，冈村宁次最后还顺利地拿下了五原。但进城之后，准备“狂欢”的日军顿时大失所望，因为居民早撤退更西面的临河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