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平江人）第96师、廖耀湘新22师以及第66军孙立人新38师，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杜聿明向戴安澜、余韶、廖耀湘以及孙立人下令：各寻路线，自行回国。

这个命令是要命的。

密支那被占领后，日军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归国之路，杜聿明等人被迫转走野人山。这是关于远征军败走的最普遍的说法。实际上，如果杜聿明想回国的话，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集结部队直接攻击密支那，在那里夺路而走。因为占领密支那的日军有限，如果杜聿明硬攻，未必不能冲过去。事实是，坚持回国的杜聿明没进行这个选择，而是避开了当面的日军，并把所有的火炮等重武器扔下，进入了野人山。

戴安澜的第200师在掩护军部转移时，渐渐与杜聿明军部失去联系，5月18日通过一处公路时，遭到了日军的伏击，戴安澜胸腹部中弹，8天后殉国，第200师残部经过九死一生，最终经南坎以西艰难回到中国云南；余韶第96师也渐渐离军部越来越远，但后来该部侥幸退到国内；孙立人拒绝了杜聿明的命令，带着他的新38师在审时度势后，撤入了印度，兵力相对没受太大损失。

廖耀湘新22师则完全陷入梦魇。这个师跟着杜聿明军部行动，放弃了所有车辆和重武器，进入缅北胡康河谷附近野人山，电台联系随之中断。饥饿与疾病、毒虫与猛兽、酷热与潮湿，野人山里的远征军士兵很快就迷失于广袤无边的原始森林中。费尽力气走了几天，最后发现又转悠回来了，这种消耗与绝望是最致命的。中国著名的现代诗人穆旦也曾是远征军的一员，他侥幸冲出野人山后，曾写下不朽的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在每一步都有人掉队、每一步都有人倒下的跋涉中，杜聿明和廖耀湘带着部队不但没能返回中国，而且离中国越来越远了。就在他们几乎要全部倒毙野人山时，被一架美军运输机意外发现，在空投了食物和干电池后，杜聿明跟重庆恢复了联系，得到的命令是：向印度撤退。最终，杜聿明带着残部来到印度后不久，就被蒋介石召回国了。

一路追击的日军第56师团，攻占了滇西重镇芒市、畹町、龙陵、腾冲、松山，眼看着就冲到怒江一线。由于大后方云南出现危情，蒋介石急命驻昆明的宋希濂第11集团军无论如何也要把日军挡在怒江西岸。

参加完武汉会战，宋希濂一度在第1战区第34集团军做副总司令官，后出任中央训练团附教育长，1941年底升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防止日军有异动，蒋介石增强云南的兵力，派宋希濂率部由川赴滇，兼任昆明城防司令。这个集团军辖两个军，即钟彬第71军和加入远征军的张轸第66军。出现险情后，宋希濂带人火速来到第71军所辖李志鹏（黄埔军校5期，江西雩都人）第36师的驻地祥云（大理境内，云南中部偏西），然后带着李部星夜兼程赶往怒江一线。

5月5日上午的怒江惠通桥一片混乱。

由于日军攻入滇西，怒江西岸的难民和远征军残余部队潮水般地涌向通往东岸的惠通桥，上百辆汽车堵在西岸桥头。在东岸，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黄埔军校6期，湖南长沙人）带着部队观望这混乱的场景。当时，张祖武奉命率部向滇西转进，前一天晚上抵达东岸的保山，计划于5日太阳落山前进至畹町，但发现根本过不了桥。混乱的人车已堵住了这座并不宽大的钢索吊桥，桥头的宪兵对场面失去了控制。

就这样，在10点多，张祖武等来了他的上级，驱车而至的工兵总指挥马崇六（云南讲武堂，云南大理人）。除了司机外，车里还有两个人。马崇六神色极为严峻，告诉张祖武畹町已经陷落，随即问张带了多少炸药，听完汇报后，似乎松了一口气，说：“好！好！”

两个人交谈一番。接着，马崇六写下一份手令，交给张祖武后，驱车离去了。

张祖武望着手令上的字：“一、命令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在惠通桥东端就地待命；二、敌人强占惠通桥时立即爆破该桥；三、任务完成后即电报本部。”

张祖武随即下令，部队就地临时执行炸毁惠通桥的任务。

张祖武对补给军需长李国屏说：“临时奉命炸桥，责任重大，必须要一手令作为凭证。”并告诉他，刚才车里的另两个人，一个是远征军参谋团团长林蔚中将，一个是参谋团处长萧毅肃（云南讲武堂，四川蓬州人）中将。

接下来现场之情形，可见李国屏的回忆文章《张营长炸桥阻敌》：

一连长胡世安率全连官兵携带已计算够量的炸药及一应爆破器材到桥西端安装；二连长赵宋卿负责在桥中段安装炸药；三连长石坚在桥东端安装炸药及做好各项炸桥引爆准备工作。为确保炸桥成功，张营长决定双引爆，即导火索点火引爆和发电器电引爆，发电器由营长亲自执掌。随后，营长率营连干部逐一仔细检查无误后才返回桥东营指挥地，用望远镜严密监视敌人。这时，敌机械化部队赶到，占领桥西山头制高点，以猛烈炮火朝东岸射击。中午时分，张营长突然发现西岸敌人奔扑桥头，向桥上冲来。敌人抢桥了！张营长断然高喊：“点火！”他自己则猛力压下发电器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