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

芙蓉山最终失守，加重了日军撤退时的狼狈。

各种狼狈中，菱田元四郎、关根久太郎、重广三马，各自带着残部一路向东溃逃。

关根虽逃出雪峰山，但在一个多月后，于永州被击得重伤而死，成为日本投降前正面战场被毙杀的最后一名日军将领。

现在，在湘西，溃逃中的日军唯一的梦想就是别再看见中国兵，当然这本身确实是一个“梦想”。日本老兵有这样的回忆：“最厉害的还是中央军，冲入阵地后，一把就抓住了我们，上来就是几个耳光，打得满眼直冒金花，有时还拳打脚踢，还用枪托打人，打人最厉害的要算74军的58师！”

第58师，蔡仁杰的部队，前任师长张灵甫。

在会战后期，由于重庆那边要召开国民党六全大会，蒋介石催促芷江的何应钦回重庆报告雪峰山大捷的情况。何便急于结束会战，叫王耀武想办法。王虽然精明，此时也难住了，说：“那怎么办？”

何应钦说：“我已向重庆报捷，但如果我向大会做报告时，前线战事还很激烈，那不就矛盾了么？”

这话说出来，王耀武也就明白了，何应钦叫他下令，放开一个口子，叫日军残部自动溃去。

但王耀武没说话。

见王耀武没表态，何应钦说：“佐民啊，抗战八年，你战功卓著，抗战胜利后，你也需要向政治家转，这就要明白，军事最终是要服从政治的，况且此番会战，我军已取得大胜，歼敌很多了，又有几百名俘虏，这在以前都是没有过的。杀敌一万跟杀死八千，终是没有太大区别。现在召开六全大会，5月21日就要闭幕，如因前方战事仍烈而无法进行会战报告，我既没办法向委员长交代，大会代表也无法及时了解到我们这次大捷。再者说了，我回重庆后，你仍可以布置追击作战嘛！”

王耀武说：“我给胡琏去电吧，叫他们军在杨伯涛第11师那边放开个口子。”

何应钦拍了拍王耀武的肩膀，说：“我在大会上作完报告，你是必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啊，如果那样的话，就是委员中最年轻的！另外，你跟邱维达再研究一下，在第74军这边也想想办法，古人说的‘穷寇莫追’总是有道理的。”

王耀武没办法，只好给辰溪的邱维达去电话，婉转讲了何的意思，问：“会战还有多久能结束？”

邱维达似乎没明白，说：“至少还得需要五天。”

王耀武说：“这样说吧，第18军正面已向敌人开了缺口，你在洞口方面再开个吧。战果已经不小，穷寇难以聚歼。就这样吧。”

王耀武挂了电话。

王耀武走出安江的司令部，又下起了雨。

王耀武往雨幕深处走去，一个卫兵在身后默默地跟着他。湘西的雨季里，他突然出现一种幻觉：好像战争从没发生过，他还是个少年，正在天津卖水果糖。另一个幻觉是：他带着第51师抵达淞沪战场，八年的战争刚刚开始……而现在，抗战快胜利了，战争结束后，他该何去何从呢？像何应钦说的那样，从军人转型为政治家？王耀武虽然精明圆通，但确实没想过这件事。在某个瞬间，他甚至想：还是回山东泰安老家种地吧。但也仅仅是想想而已。他反身走回司令部，此后的人生终不免继续被裹挟进大时代，在一步步往前走中，去迎接那个属于自己的命运结局。

湘西的雨，更大了。

5月20日以后，中国军队对日军的追击渐渐放慢。

进入6月，日军残部完全退回邵阳。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5,000多人，俘敌300多人，其中军官17名。

这是抗战时代的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俘敌最多的一次。

中国军队取得大胜依赖于三个方面：高昂的士气、先进的武器（包括制空权）、完美的后期保障。对日军来说，当然是相反了，如第11师师长杨伯涛所言：“这时日本的空军在我国大陆上残留无几，不仅丧失了制空权，而且陆军的侦察、联络手段也丧失了，因此日军在会战过程中表现迟钝，不像过去那样灵活敏捷了。”有一次，杨伯涛带着师部人员和美军联络官到一线侦察，发现对面大约700米外过来十几个日军，用杨伯涛的话说：“探头探脑，东张西望，似乎也在侦察情况，他们发现我们后，就钻进树林隐蔽起来，我们哈哈大笑，从从容容指挥部队向其进攻。”

正面战场上，继缅北和滇西后，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岁月里，无论如何是需要这样一次大捷的。雪峰山会战的胜利，正逢其时。在重庆做完报告的何应钦又奉蒋介石之命飞回芷江，主持表彰会，周志道第51师获武功状两轴、荣誉旗一面；杨荫第19师获武功状两轴，杨伯涛第11师获武功状一轴。作为会战总指挥，王耀武获得美国政府授予的金质自由勋章。几天前，41岁的王耀武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果然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雪峰山会战后，一切都成定局。

英雄无名

1945年春，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之“大和号”被击沉。

这是有象征意义的沉没。那个岛国的绝望正进入加速度中。他们的军部、政府和国民不得不接受从“明治时代”坂上之云般的欣欣向荣而堕进“后昭和时代”的深渊这样一个现实。

雪峰山会战结束后的6月份，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梅津美治郎飞抵大连，召集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开了一次末日会议，主题是各军分工据守问题。

此时，冲绳日军几乎已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