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驻扎南满铁路浑河至虎石台段，岛本正一任大队长，但没有被告知该行动的预谋）的四名中队长：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第4中队长高桥金一大尉以及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队副儿岛正范少佐。此外，第2师团驻沈阳第29联队大队长名仓梁少佐和正在沈阳流浪的预备役军人和田劲中尉、甘粕正彦大尉也被拉了进来。

石原叫沈阳独立守备队加紧在北大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几个中队长很激动，因为这个密谋连他们的大队长都不知道。有人说这几个人被拉上，是因为他们酒德不错，喝高了以后，从不胡说八道，所以不必担心走漏风声。其实，这种说法也算胡说八道了。在这件事上，石原之所以瞒着大队长岛本正一，有一个简单的原因：

日本陆军中，师团是战略单位，联队是编成单位，中队是独立作战单位。因此，中队在日本军里的位置非常重要，中队长被士兵称为“父亲”。也就是说，把中队长抓在手，就等于把士兵抓在手里了。这点可从一个细节看出：日军士兵家属给前线日军写信时，在信皮上只写某某师团某某联队某某中队某某收，而根本不提所在旅团或大队。

石原的计划虽然狂妄，但他本人不是一个莽撞的人，为防万一，他通过个人关系联系了日本驻朝鲜军。那里的司令官是林铣十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8期，石川县人）。石原当然没去搭理林大将，也搭理不上，而是跟林的参谋神田正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爱知县人）进行勾搭，鼓动神田，一旦沈阳有变，驻朝鲜军得过境帮忙。神田这小子当下表示：小意思。只要关东军敢动，驻朝鲜军就敢动。至于林司令官的工作，由他来做好了。

石原，你敢动吗？

石原、板垣动手前，土肥原贤二被调到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的位子上。这位板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来沈阳前，正在天津搞一个谋略，想把一些北洋系老人新手拉拢在一起，组个反蒋反张小团体，后来虽然没搞成，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学良的11万东北军精锐被调进了关内。九一八事变之后，土肥原得意地称：把东北军忽悠进关，是他的一个杰作。实际上，纯粹是瞎猫碰到死耗子，那时候他还不知道石原要闹事。

正在这时候，东京派人来了。

东京当然不是聋子，也不是傻子，从内阁到军部都密切关注着海那边的动向，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听说那里的年轻人要“闹一闹”的消息。首相若槻礼次郎在那嘀咕，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则直接在内阁会议上质询陆军大臣南次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6期，大分县人）：有这种事吗？

南次郎说：没，没。

南次郎当时认为，动武时机还没到。但对那边的情况他又不摸底，于是跑到陆军参谋本部，跟总长金谷范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5期，大分县人）商量对策。这两位大将都出身大分县，是老乡，在军中被称为“大分阀”。最后，两个人决定：叫建川美次过去看看，如果关东军在搞谋略，那么建川部长将担负着“劝阻”的任务。

建川？

对，一个长得像村长似的矮子（身高一米五左右），就是派中村去画地图的那位，他刚从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转到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一眼看上去，建川的外貌给人一种憨厚老实的印象，实际上此人有一套，外号“顾问”，因为做过最大的陆军小团体一夕会的指导。

建川借道朝鲜去中国，后来被认为是故意耽误时间，给关东军留出动手的机会。实际上，对日本军人来说，经朝鲜去中国是常见的，未必是建川通过路线来搞名堂。但这样讲，也并不是说建川这老小子就一点都不知道关东军参谋在搞的谋略，对这件事，首先他不反对，其次嘀咕其成功概率。

总之，1931年9月15日，建川“村长”从东京出发了。

建川离开东京前一天，日本陆军政变狂、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桥本欣五郎给石原、板垣连发三份急电，要他们提前动手。桥本此时已知道石原将在近期起事。

桥本饰了一个“友情出演”的角色。

后来，据花谷正“爆料”，说他们的行动计划，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同僚中，桥本欣五郎知道95%，建川美次和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福冈县人）知道90%，永田铁山知道85%，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山形县人）和陆军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冈山县人）知道50%。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一无所知。这是怎么算出来的，而且如此精确？显然，花谷正有些显摆自己主谋的位置了。

得到桥本的电报后，9月15日晚上，在沈阳特务机关，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召集花谷正、今田新太郎、三谷清、川岛正、小野正雄、儿岛正范、名仓梁共九人开会。这里的主人土肥原去哪了？在东京，正向军部报告“中村事件”的解决进度。事件发生后，处死中村的关玉衡团长被东北军藏了起来，日本方面的交涉一直没什么成效。

此时最心里打鼓的，倒是后来以自己参与事变为荣的花谷正，他说：要不先停下？

今田新太郎说：别呀！他嚷嚷绝不能就此罢手，必须在建川到来前动手。

石原不动声色，实际上也有一丝犹豫了。板垣突然没了主意。就这样，吵吵了一夜，也没拿出个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