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有草原、戈壁，还有一些谷地，虽不深，却也是伏击敌人的好地形。

小林联队就是在这儿被董其武的部队包围的。第101师的士兵占据两边的高地，日军骑兵则完全沉于谷底。

日军一个骑兵联队辖四个骑兵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满员在1400人左右。小林从安北出发时带了部队主力，有1000多人。

现在，他们被中国部队包围了，而且地形很不利于骑兵作战。

长期在草原上作战，叫中国士兵掌握了一个针对日骑的战斗窍门：碰到日骑先打马；如果骑兵下马作战，则不必跟其对打，而是先派部队袭击其后面的马群，当日军瞻前顾后时，正面部队齐声喊“杀”，作佯攻状，如此一来，日军阵脚必乱。此时，集中所有火力，猛冲猛杀，无往不胜。

遭埋伏后，小林还想带着部队一鼓作气冲过去，但很快发现：梦想虽然有，但确实没有实现的可能。

中国军队已把谷口用轻重机枪彻底封死。

日骑在往前飞冲的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地被射杀，前面的谷口很快就人马尸体堆积如山。这样的场面不但叫小林蒙了，就连两边高地上的中国士兵也傻眼了。放弃从正面冲逃后，小林率残部死斗。

董其武应对的招数是，派一个连的兵力绕到日军身后，对他们的马匹进行攻击。

日军马群分了几堆儿，每堆儿一百多匹，有士兵看护。中国士兵以三个人为一小组，编成十八个突击队，两人持枪掩护，一人向马群和日军投掷手榴弹。受到攻击后，马群大乱，前面的日军骑兵不时回头，不能集中精力战斗，场面也就越来越乱。

这是真正的人仰马翻。

正面的中国士兵全体压上，小林联队陷入崩溃边缘。

下午时，狂风大作，塞北的风不比内地，稍微一刮就天昏地暗。对阵的中日士兵被吹得睁不开眼。很多中国士兵干脆也不开枪了，装上刺刀直接往上扑。日骑也抽刀迎了上来，两军在大风沙中白刃肉搏，漫天的黄沙变得通红。

董其武在望远镜里看到小林一男。

从1930年4月到1938年5月，日军一直穿“昭五式”（昭和五年即1930年）军装。这种军装是立领，用肩章上的星杠表示军衔，用领章颜色表示兵种，比如步兵是红色的，炮兵是黄色的，工兵为棕色，骑兵是绿色的。“七七事变”到徐州会战，日军一直穿这种军服。这种军服对日本人来说，视觉效果虽然好，但也有它的缺点：肩章太明显，尤其是将官，上面星星闪耀，容易被中国狙击手发现；肩章易被武装带磨损；材料消耗多。基于以上三点，1938年6月起，日军开始采用“九八式”（1938年是日本神武天皇纪年2598年）军装，改立领为折领，去掉了肩章，用领章表示军衔，右胸前佩戴“M”形胸章表示兵种（兵种颜色与上述相同）。该款军装领章极小（长4厘米，宽1.8厘米），而且从尉官到将官的领章尺寸都是一样的（1941年才微调加大尺寸，并把将、佐、尉军衔在领章上加以区分，同时领章上的星集中向一头排列，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居中平衡排列）。

1939年冬天的小林，绿领章和上面的大佐标志虽极不明显，但仍被高地上的董其武判断为部队长。接下来，十来支步枪瞄准作困兽斗的小林。半分钟后，小林被十枪射杀。这是开战后日军丧命的第一个骑兵联队长，也是唯一一个。

小林骑兵联队从安北出发时有1000多人马，逃出围歼圈的不足200人。一次伏击干掉日军800骑兵显然是大胜，何况还取了头狼小林的首级。这是酣畅淋漓的胜利！

再说袁庆荣那边，他的部队也赶到包头城外了，在路上拦截了小原骑兵联队。

袁庆荣就任新编第32师师长前是第35军参谋处长。几个月前，傅作义在绥西整军，军事训练和战术指导主要由袁庆荣负责。

袁庆荣对中日两军的战术看得很透。中国军队过去的训练和战术指挥，先学德国，后学日本。很多战术，常被日本人猜到。这也正常，人家是老师。老师在战术上，当然玩得比学生熟练，于是中国军队就吃亏。单兵战力上，日军士兵训练有素，在军国教育之下，武士道和皇国观念深入人心，使得他们即使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也绝少投降。

怎么办呢？

袁庆荣认为只能改变战术：变被动为主动。只有放弃以前陈旧的保守战法，才可能改变中日在绥远的战局。要想变主动，一是要加强奇袭战术的训练；二是加强步、炮兵的配合，使火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三是打积极的防御战，既能打进去，也能退出来。

对奇袭战术，第35军各级部队长研究了很长时间。

袁庆荣、董其武、孙兰峰和傅作义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打奇袭战，须学会使用直插敌人中枢的掏心战术。这又分两个层面：日军在绥远的据点星星点点，确定一处后，主力奔袭，直打目标；当突击部队攻到敌人据点时，采取二次掏心战术，组成敢死队，攻对方指挥部。被“掏心”后，周围据点的日军一定回援，这时正好使用另一个战术：打援。

说到打援，傅作义在率军出动前曾讲过：“攻包头城，打日本援军，哪个更重要？不要认为攻城比打援重要。为什么打包头？不是为了长时间占领，而是在于歼灭敌人。从这个角度说，攻城和打援没轻重之分。唯一重要的是，更多地歼灭鬼子！”

拦截小原骑兵联队的袁庆荣部，也是有骑兵的。如果说董其武伏击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