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不过，李宗仁仍计划在襄樊、新野之间发起反击，与日军决战。要决战，就得有足够的人手。但现在的局面是，第5战区的一些部队纷纷撤退。在请示完重庆军委会后，李宗仁给宜昌的江防军总司令郭忏打电话，要他从江防军里抽出两个军，驰援汉水东岸的战斗。

江防军名义上属于第5战区，但实际上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由重庆军委会直辖。

总司令郭忏被认为是“土木系”三号人物，人还比较老实，但此时跟李宗仁不太对心思。“冬季攻势”中，因所辖萧之楚第26军作战不力，郭一着急，自作主张地撤军，却被李宗仁在蒋介石那里告了一状，弄得陈诚非常难堪。

这一次，郭忏用商量的口气说：“李长官，三峡江防，至关重要，若汉水西岸军力空虚，敌寇趁机突入，我没法向委座交待啊。”

李宗仁说：“我已请示军委会！你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对我负责。我要你派两个军过来驰援汉水东岸战场，不得有误！”

郭忏说：“我把沙市、江陵一线的萧之楚的部队派不过好不好？”

李宗仁说：“第26军就算了吧。你迅速把周喦第75军调过来，还有李及兰（黄埔军校1期，广东阳山人）第94军。”

萧之楚第26军虽参加过武汉会战以及田家镇大战，但这两年下来，多次作战不力，渐渐被扣上弱旅的名号，所以李宗仁不想要。

郭忏没办法，只好调兵。

江防军在汉水西岸到宜昌间设立了三道阵地（因右翼河网密集，故重点保护左翼）：汉水西岸是第一道，荆门至沙市是第二道，当阳一线是第三道。李宗仁调令下达后，江防军头号主力周喦带着战力很强的第75军由荆门、当阳向襄樊转进；李及兰带着第94军（欠一师，在汉水西岸二线阵地留守）由宜昌向新野转进，去参加那里的“决战”。

这样一来，不但汉水西岸的主力只剩下战力不济的萧之楚第26军，就连宜昌也成了空城。别忘了，武汉会战后，第5战区的敌情判断和任务指导是：“其一，（日军）经由汉宜公路，西攻宜昌，作为进攻重庆的准备；另一则为减轻武汉及鄂中敌军的侧背威胁，经由襄花公路进攻鄂北地区。”

所以现在，李宗仁似乎排除了日军西攻宜昌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忐忑不安的郭忏不得不向重庆（军委会和蒋介石此时没对李宗仁的做法提出异议，证明他们亦对敌情出现错判）要来驻守巴东、秭归的李延年第2军，让他们顶到荆门、当阳一线，随后又要来正在长沙休整的第18军方靖第11师。

后来的势态证明，由于李宗仁的错判，导致汉水西岸的部队不断被调出，结果是宜昌以东出现大片守备盲点。

就在李宗仁把周喦、李及兰两个军调过去时，汉水东岸战场一下子又沉寂下来。李宗仁感到迷惑，重庆军委会的判断则是：日军要收兵。很快，李宗仁便接到要他指挥各部沿途反击“即将后退的日军”的命令。身在汉水西岸快活铺的第33集团总司令张自忠随即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叫他率部渡过汉水，到东岸掩杀日军。与此同时，汤恩伯也接到要其迅速南下的命令。汤接令后，率第31集团军一举将山胁正隆第3师团围困于樊城以东。

只说张自忠。

汉水东岸激战正酣时，他曾给部下写了封信。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现在，出击令到了。

第33集团军有三个军：曹福林第55军、冯治安兼军长的第77军和张自忠兼军长的第59军，此时各部分散在汉水两岸，张身边只有第55军第74师的两个团和一个总部直属特务营，不到3000人。

张自忠的困境在于，他手下的主力部队经日军第13师团在汉水东岸的冲击，大多纷纷北退，一时失去了联系。

过河前，参谋长李文田劝张自忠好好计议一番。

张自忠摇摇头。从军人逻辑上讲，上峰命令下达了，他没丝毫理由拒绝渡河。虽然手里直接控制的部队寥寥，但渡过河去联系麾下其他部队，然后向日军发起反击，他认为这是集团军总司令该做的。

出发前，张自忠给冯治安写了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仰之（冯治安字）我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即汉水）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和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即骑兵第9师），不顾一切向北之敌死拼；设若与38师和179师取不上联络，即带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当时的记者和后来的传记作者，为把张自忠的牺牲描写得更悲壮，便说这是将军提前写的遗书。因为他要主动寻死，进而一雪平津时代的非议。其实，对1940年的张自忠来说，根本不存在以死明志这件事。经3年鏖战，他早就赢得蒋介石、统帅部、身边的同事、周围的将领以及社会舆论的信任。

张自忠的信，其实只是在表达到东岸出击的决心。他每次出战，都会写下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