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动去营救大贺茂吗？但该师团却没出动主力，樱井省三只派出了一个联队。到3月27日，这个联队趁李觉第70师移动时，占领了棠浦，跟从上高溃下来而跑得最快的一部分日军会合，接下来向棠浦、上高间的官桥方向派出接应部队。

罗卓英在追击调度上还是非常迅速而果敢的，立即进行第二次包围，重新占领棠浦，进而横击从官桥向村前街（棠浦在两地之间偏西北）方向溃逃的日军。后来，作战检讨时，重庆方面特别提到这一点：“对突围敌人，能适时完成二次包围，追击战斗猛烈果决。”长沙的薛岳在最后关头也派出欧震第4军驰援上高，但已经晚了，该部还没到达战场，整个会战已结束。

第33师团那个联队倒是起了作用，似乎觉得他们的师团长以前有点对不住大贺茂，在官桥一地掩护第34师团残部经村前街东逃。

溃逃的大贺残部，师团司令部在最前面，后面是行李部队、山炮部队、病院输送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这个序列后来遭到已到南昌的木下勇军参谋长的痛斥，认为师团司令部有失风范，在危险时刻自己跑到最前面，倒把野战医院的伤兵扔在后面。

27日当晚大雨滂沱，电闪雷鸣，第34师团陷入万家岭第106师团般的悲惨境地。

中国军队三面围住日军。从锦江南岸渡江北上的刘多荃第49军形成一字长蛇的侧击阵形，日军疲于奔命，难以招架。

这成为日本陆军史上为数不多的死亡之春。

更悲剧的是，大贺带人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转移到李觉第70军预备第9师的守备区域，当天亮发现自投罗网后，他陷入一种无语的绝望。

3月28日凌晨，天还没亮，在连绵不停的大雨中，张灵甫第58师的追击部队在狂奔中追上日军的野战医院，护卫日军医院的是野炮兵第8中队，指挥该中队的是一个叫六角的少佐，职务是大队长。他向所在旅团求援，却接到一个叫他愕然的答复：“因情况紧急，放弃第8中队，大队主力立即向旅团司令部靠拢。”对日军来说，极少在战场上丢下一支部队不管，但这种情况在上高会战中出现了。

由此可以看出，第34师团已如惊弓之鸟。

六角少佐的野炮兵第8中队陷入绝望，又向附近的第216联队的一个步兵中队求援。

幽暗中，该步兵中队听到野炮兵的呼喊声，但始终不敢压上去解救。天亮后，他们准备再救援时，自己遭李天霞第51师的两个连围攻。而此时，六角少佐野炮兵第8中队的一百多人以及野战医院负隅顽抗的二百多名伤兵，全部被张灵甫的部队歼灭。

在高安一带，李天霞第51师又对大贺残部打了个伏击，其实已经不能称为伏击了。

最后，在工兵部队保护下，大贺茂一行人侥幸地闯过高安，进入安全地带。他回过头，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伤员，排了整整8公里长。

大贺于4月2日逃回南昌，看到冷脸等他的军参谋长木下勇。

对日本人来说，第34师团被救了出来，但第33师团派出的那个营救联队在泗溪北五公里处的虎形山遭中国军队侧攻，伤亡不小，虽然在4月2日回到安义，但丢下了74名士兵。在一次中型战役中俘获日军74人，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字。

会战结束后，罗卓英在第一时间给薛岳去电，一是报捷，二是要求战区继续派出增援部队，顺势攻南昌。看得出来，老罗意气风发。薛岳呢，无意取南昌，而是召回了半道上的欧震第4军。

罗卓英跟王耀武说：“薛伯陵有时固执得没章法。”

会战结束当天，罗卓英带着王耀武去第74军野战医院看望伤兵，很多士兵身上都有刺刀伤，有的身中七八刀之多。

一个连长问：“长官，我是参加过两年前的南昌外围战的。但这一仗，我们怎么赢了？”

罗卓英看看王耀武，后者未语。

罗继而慢条斯理地总结：“此战敌寇虽进攻在先，但主动权却掌握在我手中。前期内线作战得当，后期转为外线包围。作战中，一、二线诱敌深入，三线围歼决战，继而反转追击，磁铁战术也！其间虽有危情出现，但纵观全局，我指挥部始终主宰战场。正面部队，王将军第74军抵抗坚强，使包围轴稳固，回师参加反包围的部队得以从容转进，逐次收紧口袋。过程中，能够大胆转用兵力，从非正面最大限度地抽兵，运用于最后的反包围中，打破了过去以同等兵力或劣势兵力对优势敌军不能行包围战的心理。”

罗卓英继续说：“当然，士兵作战勇敢是重中之重。因为战斗保证战术。没有勇敢的战斗，何来战术的成功实施？”

此外，他特别提到一点，就是畅通无阻的通信起到重要作用，使集团军总司令部牢牢掌握着各个部队，下面的军部又牢牢掌握着各个师，以此类推，处处获先机，保证了兵贵神速。

罗卓英说得一点也没有错。

后来，罗卓英一直拿上高会战跟坦能堡会战做比较，认为是该会战的翻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俄两军会战，德国人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指挥下，开始以内线作战，先击溃俄军两翼，最后合围中央主力，取得辉煌胜利。

说起来，上高会战中，罗卓英有一个战术用得非常对头，那就是当日军南北两路先于中路开始进攻后，中国军队尤其是北路方面，进行了离心转向，虽然实施过程中有点仓惶，但却始终与日军接触，这样一来，就使得日军只能前进，离上高地区越来越远，而不能与中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