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敢复上下议论于其间，转思处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谓冯轼而观士战者”，这充分表现出陈寅恪清醒的学术独立意识。他做学问，并不看热门，而是“要通过最严格最精致的考据工作来研究中国史上的一些关键性的大问题，并尽量企图从其中获得关于当前处境的启示”。俞大维说他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余英时称之为“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精神。而这些恰恰是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所颇为缺乏的。近年来，文学史研究中蜂拥热门或零敲冷门的现象十分明显，正中陈寅恪所云“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之弊。至于“通古今之变”的意识，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更是很少有人自觉去追求，一部中国文学史，被斩成了一块块互不相通的自留地。

陈寅恪一生经过了20世纪中国的数不清的风浪，但他从不为政治形势所左右，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五四以后，全盘西化论独尊一时，而陈寅恪却以高度的道德勇气自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面对喧噪一时的政治思潮，陈寅恪都能做到不卑不亢，我行我素。虽有时“迫于事势，噤不得发”，但他无所畏惧，依然“论学论治，迥异时流”。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坚定了自己“逆流而动”的信念，自称“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他的挚友吴宓晚年在日记中称赞他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丝毫未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当时正是陈寅恪遭受学术批判之后。面对一大堆“唯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大帽子，陈寅恪的态度是“剩有文章供笑骂”，“老来事业未荒唐”。这种学术事业上不媚权势和流俗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独立之概，在当今世风浇薄，八面来风的时代，对聪明人颇多的文学史研究界，是很有一番警醒作用的。而对那些一如既往坚持自己选定的学术道路的文学史学人，理应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敬意。

陈寅恪学术精神以“独立”二字为基础，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一种思想家的境界。他有着对整个中国文化问题的通盘思考，深信中国文化自具特质，任何外来思想若不经中国化，最后必“归于歇绝”。他认为中国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并推断未来的发展必归于“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怀着“通古今之变”的治学态度，陈寅恪的学术活动始终是与时代风云暗相呼应的。但他的关怀现实，是以不歪曲历史材料为绝对前提的，绝不是那种穿凿附会的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