怖的诅咒，严重破坏了本艇的军纪，因此我们采取断然措施。船员以阴郁的态度接受了这一结果，缪勒似乎因此安静下来，没有再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傍晚时分，我们释放了他，他默默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始终紧张地等待“达契亚号”。缪勒和齐默的失踪使得形势愈加恶化，他们无疑遭受过恐惧的折磨，因此选择了自杀，不过没有人目睹他们跳下甲板。能够摆脱缪勒，我倒是颇为高兴，因为他哪怕沉默不语，也一样会对船员造成不良影响。所有人目前都倾向于保持沉默，像是内心深处压抑着某种不可告人的恐惧。许多人身体不适，但没有人挑起骚动。克伦茨上尉在重压下变得很暴躁，最细枝末节的琐事也会让他烦恼不已——比方说聚集在U-29周围的海豚越来越多，我方海图上不见记载的南向洋流正在增强。

最后，我们确定本艇彻底错过了“达契亚号”。这种失败并不罕见，我们更多地感到高兴，而不是失望，因为终于可以返回威廉港了。6月28日中午，本艇转向东北，尽管出现了数量多得出奇的海豚，可笑地纠缠着本艇，但我们还是很快登上了归途。

下午2点，引擎室出乎意料地发生爆炸。尽管没有机械故障或人为疏忽，本艇从船首到船尾都毫无征兆地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克伦茨上尉匆忙赶到引擎室，发现燃油箱和大部分机械设备已经彻底损坏，工程师拉贝和施耐德当场身亡。我们的处境立刻变得极为危急，虽然负责空气再生的化学装置完好无损，本艇在压缩空气和蓄电池的允许范围内亦可上浮、下潜和打开舱盖，但我们失去了动力和导航能力。乘救生艇求救则等于将自己交给向我德意志伟大帝国挑起不义之战的敌人处置，而自从击沉“胜利号”之后，本艇的无线电系统就发生了故障，无法联络帝国海军的其他潜艇。

从事故当时到7月2日，本艇持续向南漂流，无法改变处境，也没有遇到其他船只。海豚依然包围着U-29，考虑到本艇已经漂流的距离，这一点颇为令人惊讶。7月2日清晨，本艇发现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战舰，船员焦躁不安，渴望投降。克伦茨上尉不得不枪决了一名叫特劳贝的水兵，他以极大的热忱鼓吹此种叛国行径。在这一果断处置之下，船员暂时安静下来，本艇悄然下潜，未被发现。

第二天下午，南方出现了密集的成群海鸟，风浪也逐渐变大。本艇关闭舱门，静待情况变化，直到最终面临抉择：要是不下潜，就会被越来越高的巨浪吞没。我们的气压和电力在持续减少，尽管不愿消耗残存的机动能力，但现实让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没有潜得太深，数小时后，海面开始恢复平静，我们决定浮出水面。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无论机械师如何努力，本艇都拒绝响应任何操纵。被困于海下加深了人们的恐惧，有些船员又开始说起克伦茨上尉的象牙雕像如何如何，好在一把自动手枪就足以让他们闭嘴。我们尽可能让这些可怜的家伙有事可做，虽然知道毫无用处，但还是命令他们努力修理机械。

克伦茨和我通常轮流睡觉。船员哗变就发生在我休息的时间内，也就是7月4日上午5点。仅存的那六名猪狗不如的水兵认为我们已经必死无疑，突然因为两天前没有向美国佬战舰投降而爆发出狂怒，发出谵妄般的咒骂，在船上大肆破坏。他们像畜生似的咆哮，毫无顾忌地砸烂仪器和家具，大喊大叫地胡说什么象牙雕像有诅咒，黝黑年轻人的尸体盯着他们看，被扔下海后自己游走。克伦茨上尉吓得动弹不得，娘们似的莱茵软蛋也就是这个德性了。我向全部六名船员开枪，这是必要之举，并确认他们都已死去。

我和克伦茨上尉通过气密舱将尸体投入海中，U-29上只余下我们两人。克伦茨显得极为紧张，大量饮酒。我们决定利用剩余的物资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船上还有大量口粮和制氧装置用的化学药品，它们逃过了猪狗般下贱的船员的疯狂破坏。罗盘、测深计和其他精密仪器都已损坏，因此只能靠手表、日历以及通过舷窗和瞭望台所见物体估计出的目测速度来猜测位置。还好本艇的蓄电池电量充足，可供船内和探照灯长时间使用。我们经常用探照灯照射四周，只能见到海豚平行于我们的漂流线路游动。我对这些海豚产生了科学兴趣，因为普通的真海豚是鲸目的哺乳动物，必须靠空气维持生命，但我盯着一条伴随本艇游动的海豚看了两个小时，却没有见到它改变自己的潜行状态。

随着时间的过去，克伦茨和我认为我们一方面还在向南漂流，另一方面也沉得越来越深。我们辨认出多种海洋动物和植物，大量阅读这方面的书籍，这些书是我为了打发闲暇时间带上船的。我注意到我这位同伴对科学的了解远不及我，他的大脑不是普鲁士式的，而是沉迷于毫无价值的想象和猜测。我们必将死亡的事实对他产生了怪异的影响，他经常在悔恨中祈祷，悼念被我们葬送在海底的男人、女人和孩童，全然不顾为了德意志祖国的一切牺牲都是那么高贵。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精神失衡越来越明显，会一连几个小时盯着象牙雕像，编造海底被遗忘的失落魔物的故事。有时候，作为心理学实验，我会诱使他说出那些离奇呓语，听着他没完没了地引用诗歌，讲述沉船传说。我为他感到遗憾，因为我不愿看见一名德国人如此受苦，而我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