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我运气很好。是啊，我的运气总是很好。”她的声音发颤。

　　这一瞬间我才真正感觉到，那个指头修长、小手冰凉的女孩儿早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成人世界，再也回避不了那些永恒而无解的话题。

　　手术室外，林莫忘和我各踞一边，一蹲一站。

　　绿岛医院的手术室大门厚重，丝毫没有窥探内部情况的可能。

　　我靠在墙上，墙插进地面。眼前从人来人往到悄无声息，时间毫无感情地流逝着。剧本《左死右生》里的逗逼大夫只说过一句正经台词：“你要是觉得时间这个东西对你不公平就到手术室外看看，那里的人时刻盼着门打开，又唯恐手术时间不够长传出来坏消息，他们才是时间的奴隶，你——还不够格。”

　　现在我的心情果然是这样。

　　生与死的审判用不着法官和陪审团，结果总是确定无疑，并且不可逆转。我沉默地数着脖子因为剧痛而痉挛的次数，林莫忘则一次次用眼神中凌厉的杀气逼退以各种理由凑近的同事。

　　肩膀一沉，扯得颈侧伤口一阵撕心裂肺的疼。接着，胸口被紧紧锁住。我一惊抬头，走廊空旷，林莫忘不知道去了哪里。阿曼巴说杀手最忌讳暴露给别人三件东西：颈后、脊背和悔意，我若入行大概一笔买卖都没完成就去见收尸人了。

　　不过惊慌很快转变为惊喜。

　　熟悉的木莲花香气。

　　“你回来了。”

　　“嗯。”

　　“她情况不太好。”

　　“我知道。”

　　“我……不，她说过，她很想你。”

　　“我知道。”

　　“她说她一直写信给你。”

　　“九十九封。”

　　“可她不知往哪寄。”

　　“我收到了。”

　　“我可以转过身来吗？”

　　“不。”

　　她把头搁在我肩膀上痛哭起来，这情景与初吻那夜一模一样，美好而不真实。

　　那夜，不知道灌下了多少酒的宁把我当作了橡木桶，双手从背后紧紧环绕在我胸前，用力吸吮着我瘦硬的肩膀，可能因为一滴酒也没吸到，哭得稀里哗啦。我脖子因为落枕疼得厉害，像铁皮人那样用尽全力缓缓扭过头去张口欲言，她的唇和舌头却一股脑儿地塞过来。愣了很久我才明白，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酗酒者缺少的不是酒精，而是爱情。

　　当泪水和其他分泌物从脖子蔓延到腰眼时，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凶，她说因为喝醉了头疼，我又问她为什么要喝得这么猛，她说哭得太狠要补水。这答案让我头疼，索性带她去了一个真正有酒桶的地方。

　　第二天在离家十几公里外的派出所里醒来后，我们傻笑着接受了警察叔叔的再教育，他说如果当时是冬天，我们俩一定会五脏成冰冻死街头。我们痛不欲生地拼命点着头，痛心疾首地表示一定痛改前非。走出局子时正午的阳光大好，索性牵着手摇摇晃晃走了下去。

　　那幸福的感觉只持续到沃尔夫突然出现的那天。

　　她的目光被深深吸引过去，我毫无理由阻拦。沃尔夫虽然岁数比我大一半，但高大帅气，更重要的是除了舌头，其他所有身体部件都与我们的色彩不同。

　　此后发生的事情反复在我脑海里翻滚，却始终纷乱复杂，缺少回忆必需的细节。人生需要细节。没有风油精、咸湿汗水和冰啤酒的夏天就只是段平庸的时间，是蚊香、冰棒和人字拖让欢愉的季节复活。当然细节太多也是场灾难，自作主张贮藏大量垃圾信息的“脑兄”、马赛克般随机拼贴的阅读习惯、在故事主线程之外无休无止拉扯的小说，都是以堆叠信息碎片吞噬生命力量的可怕之物。

　　那个下午书店里难得阳光清亮，外国人沃尔夫掐着一本旧外文杂志说着蹩脚的中文打听“药王庙”的方位，我茫然不知，而她仔细看了杂志上的照片才知道那地方的正确名称是“阎王庙”，在距此地一千公里之外一个北方小县城下辖的镇子里。有些外国人放着皇宫城墙不拍，偏要深入到穷乡僻壤去寻找“真正的东方”，他们的镜头因为记录陌生而凸显真实，因为敢言无忌而更能震撼人心，沃尔夫显然是其中之一。她问沃尔夫为什么会把目的地定在如此偏远的地方，外国人没说话，只向旁边一闪，我们这才看到在高大身影的护佑下，一个瘦弱的白人小男孩正瞪大一双血红的眼睛用力打量着四周。

　　他是沃尔夫的小儿子，名叫Immanuel，宁说用中文该叫他“以马内利”，我坚持按肤色叫他“小白”。在文字这件事情上，她这种顽固老编辑有时候比我这个书贩子中毒还深。

　　沃尔夫摘下了小白的棒球帽，我和宁同时倒抽一口凉气——这是个怎样的脑袋瓜啊！稀疏的金发被纵横交错的疤痕侵占得无处生根，很像漫画《救世主》中超期服役一千三百年的机器“信使304号”的废铁头。小白在一年前被查出得了古怪的脑部肿瘤，沃尔夫尝试了所有的治疗方案，得到的结论却是根治无望。肿瘤生长迅速，通过及时手术不断切除可以延缓病情，但高频率的手术和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会让小白痛苦不堪，在周而复始的折磨中走向生命的尽头。经历了几个月地狱般的拉锯战，沃尔夫决定放弃手术。仅依靠药物维持，专家认为即使做最乐观的推测，小白最多只余一年的生命，并且肿瘤会在几个月内侵蚀他的视神经造成失明。

　　沃尔夫做出了一个艰难而伟大的决定，在这最后的几个月里，要带着这个对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