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个世纪之后，罗马城里还能看到汉尼拔的雕像。尽管迦太基大势已去，它的行省、舰队、战象都被没收，罗马人仍担心它会东山再起。他们不相信迦太基真的屈服了，对它的仇恨是罗马所能给予他国的最高敬意。迦太基人是他们的一面镜子，让罗马人照清了自身，深入到自己的灵魂深处。正因为这样，他们最危险的敌人是不可饶恕的。

这以后，罗马人再不能容忍一股能威胁到自己生存的力量。他们时刻警惕着，在任何潜在对手变得强大之前，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对手很容易找到，往往是太容易了。事实上，在汉尼拔战争之前，共和国便不时向巴尔干地区派出探险队。行政官们很乐意恐吓那里的小王公、地方首领，有机会就把边界挪一挪。罗马人从根子里喜欢到处显示力量，若有人怠慢，他们决不忍气吞声。意大利人早就领教过这种性格，但对那些反复无常、不断爆发争端的希腊城邦来说，罗马人不那么好理解。它们有理由困惑。希腊人刚开始与罗马打交道的时候，共和国的表现与传统帝国完全不同。如晴天霹雳一般，带着惊人的威势，强大的罗马军团来了，然后，又一阵风地离去。在不定期地干预希腊事务时，他们显得怒气冲冲；当罗马丧失对希腊的兴趣时，军团又会长时期地无影无踪。即使共和国真的介入了希腊人的争端，真的跨过了亚得里亚海，罗马军团的入侵也像是维持和平的行动。他们的目标不是吞并领土，而是明确树立共和国的威望，压制那些自大的地方势力。

在罗马人最初进入巴尔干地区时，那个地方势力是马其顿王国。它位于希腊的北部，统治希腊半岛已有200余年。王国传自亚历山大大帝，其国王觉得自己有资格傲慢。尽管常常受到罗马军队惩戒性的打击，王国并不觉得有必要做出什么改变。终于，公元前168年，罗马人的耐心耗尽了。他们先是废除了马其顿的君主制，将马其顿分割为4个共和国；公元前148年，罗马人完成从维持和平到攫取权力的转变，开始对马其顿实施直接统治。如在意大利那样，纵横交错的道路系统建立起来，马其顿的国土呈现出网格状面貌。罗马人的雄壮之师可以便利地调动，马其顿的命运也最终被框定。爱格纳西亚大道（theviaEgnatia）像一条由砾石构成的裂痕，撕开巴尔干地区的荒野。大道的一端是亚得里亚海，一端是爱琴海，将受奴役的希腊和罗马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了它，罗马人便能通达更具异国风情的地区。那些地方太遥远了，看不到蔚蓝色的爱琴海；那儿的城市闪耀着金子和大理石的光彩，极富艺术情调；那儿的人们有高明的烹调技术。显然，这些对罗马共和国不无吸引力。早在公元前190年，一支罗马军队曾冲入亚洲，粉碎当地专制君主的战争机器，在整个近东的注视下羞辱那位君主。叙利亚和埃及是两个地区大国，此时匆忙收起它们的傲慢，忍受着罗马使节的指手画脚，奴颜婢膝地承认罗马的霸权。正式的帝国版图仍很有限，只包括马其顿、西西里和西班牙的一部分，但到了公元前140年，罗马的影响已伸展到许多陌生的地方，普通罗马人闻所未闻。共和国力量的扩张幅度和速度非常惊人，连罗马人都觉得难以置信。

虽然共和国的功业令人激动，但也有一些公民感到不安。道德家们做着他们一贯做的事，比较现在与过去时，往往更倾向于后者。他们毫不费力地指出了帝国的负面后果。随着金子的大量涌入，古老的准则受到玷污；对外掠夺同时引入了外国的风习和哲学；东方的财富在罗马的公共场所卸货；大街上到处可以听到陌生语言的叽叽喳喳，既让罗马人自豪，也引起他们的警觉。靠着农民的果敢耐劳，罗马赢得了一个帝国；正是在农民的价值观变得支离破碎、受人忽视的时候，它们重新得到人们的珍爱。“共和国建筑在古老传统和人的力量的基础之上。”6汉尼拔战争后，人们乐观地强调着这一点。可是，如果这些基础动摇了会怎样？共和国注定大厦将倾？从落后的穷乡僻壤到超级大国，巨大的转折使罗马人头晕目眩。共和国的成就会不会引起众神的嫉妒？罗马人很担心。他们所发动的世界战争似乎既可以衡量罗马的成功，也暗示着罗马的衰落。这一点颇有悖论意味，令人感觉很别扭。

即使成长为大国后，各种凶兆也不乏变成事实的可能性。怪胎啦，鸟儿奇异的飞行姿势啦，诸如此类的事总是困扰着罗马人。如果那些奇迹看起来特别凶险，他们便求教西比尔预言。每一次，罗马人都能找到预言的指示，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于是，传统和由来已久的行为方式得以复兴，或者被重新强调；灾难避免了，共和国得以继续留存。

但世界在快速发展和突变着，共和国也一样。有些危机不是任何古老的仪式所能克服的。有些变化一旦被罗马人引发，就很难再停下来，哪怕是西比尔的建议也没用。

不必找什么凶兆来证明，在新的世界之都随便走走就够了。

貌似宁静的罗马大街隐藏着种种不安。

世界之都

拥有公民权（civitas）意味着人的文明化（civilised），直到今天，英语仍是这样表达的。罗马人认为，城市是自由的地方，只有在城市里，人才活得最像人。一个独立的城市为生命提供了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