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国和同盟国间的关系由双方的友好条约界定，至于条约究竟是什么意思，流在柯林斯的血已经做了说明：共和国有行动的自由，同盟国没有。后者仍有名义上的自治，但这仅仅因为罗马只想享受帝国的好处，而省去管理上的麻烦。在希腊海岸之外，心惊胆战的其他国家竭力做出顺从的样子，再三揣摩共和国的意图。东方的君主国对罗马人百依百顺，那些住在王宫里的人们很清楚，只要他们露出一点独立的迹象，罗马人会立刻打残他们的战象，或者把他们的对手送上王位。帕加马（Pergamum）是一个希腊城市，控制着今天土耳其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它的最后一个国王将合作的意义推向了极端，公元前133年，他在遗嘱中将整个王国献给共和国。

这是历史上最奇特的遗产让渡。根据一些寓言式的说法，帕加马林立着巨大的纪念碑，拥有许多从属的城市，它所提供的财富是罗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可是，该如何处理这笔遗产？做出决定的责任留给了元老院。罗马的元老院有300人，都是一些杰出人士，被公认为既善良又智慧。元老的资格不是单由出身定的，它要求出众的成就和好名声。事实上，如果名声不是太糟，对那些曾经担任过共和国高官的人来说，进入元老院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元老院有极重的道德分量。从技术上说，他们的意见不具法律效力，但任何一个不太鲁莽的行政官都不会轻视。共和国是什么？说到底，共和国不就是元老院和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就像“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atusPopulusqueRomanus）”这个短语所表达的那样吗？它的缩略式是“SPQR”，最小的硬币上印着它，最大的庙宇山墙上刻着它，到处都能看到它。它是威严的共和国宪法的简明体现。

然而，在任何伙伴关系中，钱的问题是最易引起冲突的。提比略·格拉古觉得帕加马的横财来得正是时候；作为维护人民利益的勇猛斗士，他建议把它们用于改革大业。人民当然赞成，但他元老院的同伴们反对。这部分反映了元老院对提比略蛊惑人心的宣传的不满，以及对他敢于冒犯元老院尊严的行为的愤恨。但元老院并不仅是赌气，继承整个王国的确同一些由来已久的罗马原则相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罗马人总是将金钱跟道德腐化联系在一起；罗马人对亚洲人根深蒂固的猜忌。元老院不是很情愿接受帕加马的财产，除了维护传统价值观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实际的考虑。他们认为管理行省是个负担，榨取外国人的财富有比直接管理更好的办法。元老院属意于一种很实用的东方政策，在剥削和不干预之间巧妙地维持平衡。现在，他们觉得平衡要被打破了。

最初，除密谋了对提比略的谋杀外，元老院没有对王国做什么。后来，王国的秩序变得很混乱，威胁到整个地区的稳定。于是共和国向帕加马派去一支军队，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些战斗，花几年功夫慑服了罗马新的臣民。但元老院仍克制着，不急于建立罗马的第一个亚洲行省。他们向帕加马派去了地方长官，代替国王管理王国，同时严格要求地方长官延续以前的政策。这是罗马人的一贯策略，重点在于让人们相信没有做出什么大的改变。

这样，罗马的统治阶级坚持了他们本能的孤立主义。以前，他们统治一个城市，现在，他们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世界性权力，有效地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地区，能够粉碎任何胆敢反抗的势力。然而，罗马的行政官们觉得，海外世界还是老样子，仍然是他们追求荣耀的领域。抢劫在继续，但无论对罗马城还是对罗马人来说，声名是最重要的。坚持这一理想就是坚持朴实的老祖宗们的传统，罗马的贵族对此感到很安心，尽管他们也为自己庞大的势力范围洋洋自得。亚洲的君王软弱无能，他们的使节努力揣摩着元老院的每一种意图；罗马的军团长官皱皱眉头，非洲的沙漠部族就得收敛起野性；高卢的野蛮人不敢挑战共和国的权威。这就够了，罗马满意地享受着他们的谦卑姿态。

但只是元老院的精英们觉得够了。他们既有钱又有地位，所以有这种自信。商人们和金融家们不这么想，更不用说那些穷人了。在罗马人的想象中，东方世界总是和金子连在一起的。如今，帕加马已经平定，系统地榨取财富的机会来了。可笑的是，正是元老院坚持要维护帕加马的传统统治方式，也正是后者指明了榨取的方法。传统上，帕加马的国王对臣民所得的一切都征税，征税就是管理。这是一个榜样，罗马人得好好学学。共和国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即战争应该带来利益；而对罗马人来说，利益来自抢劫。当然，在西部的野蛮人地区，征服之后就是征税，但那仅仅因为征税意味着管理，不征税就没什么好管理的了。而在东方，系统的管理制度甚至比罗马的历史还悠久。在这里，大肆掠夺一番显得更便当。不必费神想别的什么，拿劫掠品填满国库完事。

然而，帕加马的情况证明征税的方式是值得考虑的。它向罗马人预示了更好的机会，并且不麻烦。很快，派去的官员们都学会了盗用税款。罗马人夸张地传言着他们的行为。这是犯罪：帕加马是罗马人民的财产，罗马人民有权分享——盖约·格拉古大声疾呼。此时，他已接替被杀害的哥哥成为保民官。与提比略一样，他也热衷于控制帕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