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中所扮演的不幸角色。他最先是从反对派政治家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才知道这件事的。反对派认为军队，认为狙击营，尤其是下令开枪的那位特罗塔少尉必须对死者和死者的家属负责。特罗塔少尉确实面临受审查的危险。那是由军事当局进行的一种安抚反对派政治家的表面文章，实际上是为被告恢复名誉找理由，甚至有可能受到某种嘉奖。话虽这么说，地方官还是无法心安。他给儿子发了两个电报，又给少校发了一个电报。当时，少尉还躺在床上不能动，但情况有所好转，他已经脱离了危险。他给父亲写了简单的报告，再说，他并不担心他的健康。

他思忖着，又有尸体躺在他的路上。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军队。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能去见父亲，也不能对父亲讲，上帝一定知道，他该有多想念他的父亲。他有着强烈的思乡之情，想回到父亲身边，但他也清楚父亲那里已经不再是他的故乡，从军也不再是他的职业。虽然将他送进医院的事让他感到恐惧，但他还是那样庆幸自己的状况，因为生病在床为他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不用立即将决定转化为行动。他安然地置身于令人不快的消毒水气味之中，置身于光秃秃的白墙和病床之间，忍受着疼痛让人给他换绷带，接受护理人员严厉而又慈母般的照料，接受伙伴们不厌其烦的来访。他还读了几本父亲从前送给他的业余读物—从军校毕业后他一直没有读过这些书—现在每读一行他就会想起他的父亲，想起那些静谧的夏日礼拜天的上午，想起亚克斯，想起乐队指挥内希瓦尔，想起《拉德茨基进行曲》。

有一天，瓦格纳上尉来看他，在床边坐了很久，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话。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最后唉声叹气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期票，请特罗塔签字。特罗塔签了，是一千五百克朗。卡普图拉克一定要特罗塔担保。瓦格纳上尉立马高兴起来。他详细地讲到他打算买一匹划算的赛马，让它参加巴登举行的赛马比赛。他还讲了一些趣闻逸事，便急匆匆地走了。

两天后，主治医生脸色苍白，黯然神伤地站在特罗塔的床边说：瓦格纳上尉死了。他是在边界的森林里用枪自尽的。他给伙伴们留下了一封遗书，并给特罗塔少尉留下了衷心的问候。

少尉没有去想那张期票和他签字的后果。他发烧了，他梦见那些死者在喊他，对他说，现在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了。亚克斯老人、马克斯·德曼特军医、瓦格纳上尉和那些被打死的素不相识的工人站成了一排，齐声呼喊他。在他和这些死者之间放着一张废弃的轮盘赌台。谁也没有去动赌台上的那粒弹珠，它却在不停地滚动。

他的高烧持续了两个星期。军事当局为此感到十分高兴，他们可以以此为借口推迟对特罗塔的调查，并向有关的政治部门提出，军队同样是可悲的牺牲者：边境上的政府当局要为此承担责任，必须及时加强宪兵队伍建设。一时间，一大堆关于特罗塔少尉事件的案卷相继出现。案卷很长，每个部门的有关单位还在上面喷洒墨水，像浇灌花卉似的，好让它们长得更快一些。最后，整个案卷被呈送给了皇帝的军人内阁。有个特别细心的高级会审官发现，这位少尉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这位英雄虽然早已被人们遗忘，但他和最高统帅无疑有过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少尉一定会受到高层的关注，所以说，最好还是等一等，不要急于审查他。

皇帝刚刚从巴德伊舍回来，但他不得不在一大早七点钟就开始研究这个叫卡尔·约瑟夫的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男爵的问题。皇帝已经老了，尽管在巴德伊舍休息了一段时间，但他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在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想起索尔费里诺战役。他离开了写字台，以老人的步态在简陋的书房踱步，连老侍从都感到惊讶，他不安地敲了门。

“进来！”皇帝说。

他看到进来的是老侍从，便问：“蒙诺沃什么时候到？”

“八点，陛下！”

到八点还有半个小时。皇帝再也忍受不了。为什么偏偏是特罗塔这个姓会使他想起索尔费里诺？为什么他怎么也想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呢？他真的已经老了吗？从巴德伊舍回来后，他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他到底多大年纪了，因为他突然感到有些奇怪：必须用今年减去出生年月。每个年头都是从一月份开始的，而他的生日却偏偏是八月十八日：是的，假如每个年头都是以八月开头的话，那该多好啊！比方说，假如他出生于一月十八日，那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现在，他确实弄不明白，他到底是八十二岁，还是八十三岁，到底是八十三岁还是已经到了八十四岁！他又不想去问别人，他是皇帝啊！大家都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做，多一岁或少一岁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就算是年轻一岁，也还是想不起来，为什么这个该死的特罗塔会使他想起索尔费里诺。皇室审计官肯定知道，但他八点钟才会来！哎，说不定，这个老侍从也知道呢。

皇帝停住了急促的短步询问老侍从：“您说说，您知道特罗塔这个姓吗？”

皇帝本来想和平常一样用“你”称呼老侍从，但是这次关系到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他十分尊重了解历史事件的人，所以就改用更尊敬的称呼“您”。

“特罗塔！”皇帝的侍从说，“特罗塔！”

他，这位侍从，也老了，他恍惚地想起了一个读本上写的那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