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斩

为了不被诛连九族，海盗以及走私牟利者，必须千方百计的掩饰自己的出身。

有明一代，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都用绰号：紫八大王、不沾泥、扫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闯王”。

在东南沿海，中国人就直接可以假扮东瀛人来掩饰身份。

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

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

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中国沿海平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之一在于明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

俗话说的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中国东南滨海地区人口增加迅速，而土地没增加，人地矛盾突出。

从宋朝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

在明初的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

明朝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地”给剥夺了，当地百姓的饭碗跟着也被砸了。

在广东潮州、福建泉州、漳州等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有自古以来“潮漳以番舶为利”的说法，不许贸易往来，便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

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

因为在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

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

而代表正义之师的明朝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

不少沿海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

“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这种全民多“寇“的荒唐局面，问题的根源其实是烂在明朝自己身上，正如同晚清闭关锁国一半，封闭便意味着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难怪防不胜防诛不胜诛，倭寇就是一颗消耗明朝的肿瘤，一直伴随着明王朝走向衰落。

而本文所讲述的倭寇主要以东瀛浪人为主，这些‘倭寇’才是真正的“倭寇”，虽然总人数只占了实际“倭寇”人数的十之一二，但是这些东瀛蛮夷的凶蛮狠恶，远远不是沿海居民被逼伪装的“倭寇”可以比拟的，这些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常年隐于茫茫海上，见到沿海的村落便大肆洗劫一空。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是从元末、明初一直到正德年间。

元末，东瀛倭国进入了南北朝分裂时期，日本列岛硝烟四起，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的农民、灾民逃难流入海中，乘着明初大肆用兵无暇相顾之机，屡屡聚众侵袭明朝滨海各个州县。

等到大明洪武之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

经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名来犯倭国的倭寇之后，倭寇忌于刘江神威稍稍敛迹。

正统以后，因明代海防逐渐空虚，倭寇侵扰之时屡屡得手，致使倭患又起。

这一时期的倭寇成员多为东瀛本土之人，除了**裸侵扰之外，还利用中日间存在的“勘合贸易”载运商品和武器。

路上遇到了明朝官兵，则矫称是东瀛固入朝上贡；再乘其无备之时，则肆行杀掠。

总的说来，嘉靖以前，倭寇侵扰只限于个别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

但是到了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荒于朝政，宦官专权军务废弛，海防松懈。

沿海地区的倭寇活动日渐频繁，愈演愈烈…….

萧遥拜别了风孤星和公良正等人，从九阳山上下来，一路孤身往鲁南这边赶来，准备去熔炉堡瞧瞧热闹。

只是一路东来，等到进入了山东一境，就见大路上往来的明朝兵丁不断，更有许多流离失所的灾民面无菜色。

萧遥几乎将身上所带的银两尽数散了出去，却也只是杯水车薪。

等到了前方一处镇甸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不久之前又有东瀛倭寇犯边。

对于这些东瀛倭寇萧遥先前其实便有耳闻，但是并未想到倭寇之祸已近于斯，这山东一带邻近朝廷都城顺天府，竟然也不能免祸。

那被萧遥问的店小二，好心提醒道：“客观我瞧你的打扮，也不像是咱们本地人，要是没什么要紧事还是不要再这里多做停留的好。”

萧遥奇道：“犯边的倭寇不是已被打跑了么，难道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