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骚动。一辆卡车开进来，车上盖着帆布。卡车停稳，帆布掀开，露出三台崭新的、油漆味还没散尽的播种机。

“咱们自己造的！”农机厂长王建国从驾驶室跳下来，四十多岁的汉子，激动得像个孩子，“林工，您看看，哈尔滨农机厂，用鬼子留下的旧机床改的，精度差了点，可用能用！”

林默走近。播种机确实粗糙，焊接处凹凸不平，油漆也刷得马虎。但他蹲下身，用手拨弄排种器，齿轮咬合顺畅；又看开沟器，角度合适。

“试试。”他说。

机器被推下卡车，挂上一台已经修好的拖拉机。地是冻的，但有一片试验田特意留了没上冻的。拖拉机轰鸣着开过去，播种机在后面，划开一道均匀的浅沟，种子簌簌落下，间距几乎分毫不差。

林默跟着走了一垄，蹲下，扒开土。种子埋的深度，正是农技手册上要求的三到五厘米。

“好！”他直起身，拍王建国的肩，拍得很重，“月底前，再生产一百台！”

“保证完成任务！”王建国胸脯挺得老高。

夕阳西下时，院子里五十台拖拉机，有四十八台已经发动起来。五十台铁牛，轰鸣着，震颤着，喷出的黑烟在寒冷的空气里凝成一片低垂的云。赵大山站在那片云下，看着自己修好的那台车，突突地喘着粗气，履带碾过冻土，留下深深的辙印。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黄昏，他修好第一台拖拉机——那时还是日本人开的农场，车是日本的，修好了，日本工头赏了他一巴掌，嫌他修得慢。

而现在，这些铁牛，是中国的，耕的地，也是中国的。

老师傅转过身，悄悄抹了把眼睛。风太大，吹得眼睛疼。

四、金色的希望

3月7日，双城县种子站。

天还没亮，仓库外的空地上就排起了队。队伍蜿蜒，从仓库门口一直排到村口的老槐树下，还在不断加长。农民们裹着臃肿的棉袄，抄着手，踩着脚，脸缩在竖起地衣领里，只露出一双双眼，眼巴巴地望着仓库那两扇紧闭的木板门。

队伍里，有合作社的代表，赶着马车来的，车上摆着空麻袋；有单干的农民，背着背篓，或者干脆提着个布口袋；还有半大的孩子，替家里来领种子的，冻得鼻涕拖得老长。

保管员老周，天蒙蒙亮就来了。他今年六十二，是种子站的老资格，戴一副断了腿、用线缠着的老花镜，坐在仓库门口的小桌前，桌上摆着厚厚的登记册，还有一盏煤油灯——天还暗，灯点着，昏黄的光圈拢着册子，拢着他满是皱纹的脸。

“老李家，‘抗寒一号’，十五斤——”老周的声音嘶哑，但清楚。他每念一个名字，就从册子上抬起头，透过滑到鼻尖的老花镜，仔细打量领种子的人，核对手印或者介绍信。然后转身，朝仓库里喊：“‘抗寒一号’，十五斤——”

仓库里，他的小孙子，一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小子，就应一声，用木斗从大麻袋里舀出种子，倒进小麻袋，扎紧口，抱出来。领种子的人上前，在登记册上按手印——不认字的，就按手印；认字的，签个歪歪扭扭的名字。然后接过种子，背起来，千恩万谢地走了。

秩序井然，只有木斗舀种子的沙沙声，和人们短促的交谈声。

太阳升高了些，天气依然冷，但排队的人群有了点活气。有人开始小声聊天，聊去年的收成，聊今年的打算，聊谁家闺女要出嫁，聊谁家生了头小牛犊。空气里有烟草味，有陈旧的棉袄味，还有一种隐约的、躁动的希望。

突然，队伍后面传来哭声。开始是压抑的呜咽，后来变成号啕，一个老汉的声音，嘶哑，绝望。

人群骚动起来。林默正好从县里开完会过来，听见哭声，皱了皱眉，快步走过去。

是个干瘦的老汉，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哭得浑身发抖。他脚边，散落着几张皱巴巴的纸片。

“咋回事？”林默蹲下身，轻声问。

老汉抬起头，脸哭得皱成一团，鼻涕眼泪糊了满脸。“种子票……我的种子票丢了……找不着了……这可咋办啊，一家老小就指望这点种子活命啊……”

旁边有人小声说：“是后沟村的刘老栓，走了三十里地来的，天没亮就到了，排了半天队，一摸兜，票没了……”

林默捡起地上的纸片，是村里的介绍信，盖着模糊的红章。他又看看老汉那双粗糙的、裂着血口子的手。“老人家，别急。你叫刘老栓？后沟村的？”

老汉拼命点头，眼泪又涌出来。

林默起身，走到老周的桌前。老周已经听明白了，正翻着登记册。“后沟村，刘老栓……”他枯瘦的手指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间移动，“在这儿。‘抗寒一号’，二十斤。票号是……七三零五。”

“按手印领了吗？”林默问。

“没，册子上没手印，应该还没领。”

林默从怀里掏出钢笔，在登记册空白处刷刷写了几行字，签上自己名字。“先发给他。票丢了，手续后补。”

老汉被扶起来，还懵着，直到那小孙子把一袋沉甸甸的种子塞进他怀里，他才“噗通”一声又跪下了，要给林默磕头。林默赶紧拉住他。“老人家，使不得。赶紧回家，把种子收好。按时下种，好好伺弄，秋后多打粮，就是谢我了。”

老汉背着种子，一步三回头地走了，走远了，还在抹眼泪。

队伍又恢复了秩序。只是人们看林默的眼神，多了些不一样的东西。

林默没多停留，他还要去省农科所。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