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见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年。五年时间里，表弟从九岁长到十四，我由二十变为二十五。这段时间空白在我们之间砌了一道障碍，仿佛无法穿透的半透明的隔墙，即使我有什么要向他搭话，也想不出合适词语。每当我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的时候，表弟总是以有点困惑的神情往上看我，左耳略略朝这边倾斜。

“几分？”表弟问。

“十点二十九分。”我回答。

公共汽车开来是十时三十二分。

同我上高中时相比，公共汽车的车型已经是新式的了，驾驶席的窗玻璃很大，俨然拧掉翅膀的大型轰炸机。车内比预想的拥挤，站在通道上的乘客固然没有，但也没有足以让我们两个并排坐下的位置。所以我们也没坐，而是站在最后面车门那里。反正路不太远。只是，我没办法理解这个时间段何以有这么多人坐公共汽车。车是环行线，从私营地铁站始发，绕山脚住宅区转一圈，又回到同一车站。沿线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名胜和设施。学校倒是有几所，上学时间自是相当挤，而午休时间车上本该空荡荡的才是。

我和表弟各自一手抓吊环一手扶立柱。汽车闪闪发光，看上去就像刚出厂就运来这里的，金属部位一尘不染，简直可以完整地照出脸来。座罩的绒毛也挺挺实实的，连每颗螺丝钉都漾出新机械特有的得意和乐天意味。

车的换新和乘客人数比预想的多让我有点儿不知所措。或者沿线环境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摇身一变也未可知。我小心翼翼地环顾车厢，之后观望窗外景致，然而看到的仍是一如往日的幽静的郊外住宅区风光。

“坐这车行吗？”表弟不安地问我，大概是见我上车后脸上一直显出困惑的缘故。

“放心，”我半是说给自己听，“不会错的，来这里此外没别的车。”

“过去可坐这公共汽车上高中来着？”

“是的。”

“喜欢学校？”

“不大喜欢。”我实话实说，“不过去那里能见到同学，所以上学倒不怎么难受。”

表弟就我的话思索了一番。

“那些人，现在还见？”

“哪里，好久没见了。”我斟酌着回答。

“为什么？为什么不见呢？”

“因为离得太远。”这自然是实情，不过此外也没办法解释。

我旁边坐着一伙老人，一共有十五六人。车挤其实是这伙老人造成的。老人们都晒得相当可以，连脖颈后都晒得那么均匀，而且都瘦，无一例外。男的大多身穿登山用的厚衬衣，女的基本是素淡的半袖衫。每个人都把休闲登山用的小背囊样的东西放在膝头，长相都相似得不可思议，简直就像把放着同一项目样品的抽屉抽出一个直接端到了这里。不过也真是奇怪，这条线路上根本没有登山路线，他们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手抓吊环想来想去，但想不出合适答案。

“这次治疗会痛么？”表弟问我。

“会不会呢？”我说，“具体的还什么都没问。”

“你以前没找过看耳朵的医生？”

我摇摇头。回想起来，生来至今还一次也没找过耳医。

“过去的治疗相当痛来着？”我询问。

“倒也不是。”表弟露出一丝苦相，“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痛。有时候多少还是痛的。并不是痛得不得了。”

“那么，这回怕也差不许多。听你母亲说，这回的做法大概同以前也没太大区别。”

“问题是，如果同以前没有区别，那么不是同样治不好么？”

“那不一定，偶然碰巧的时候也是有的。”

“就像瓶塞一下子拔了出来？”

我扫了一眼表弟的脸。看不出是在故意挖苦。

我说：“医生换了，心情也会跟着换的，甚至顺序的一点点变动都有很大意义。不要轻易灰心丧气。”

“也不是灰心丧气。”表弟说。

“可厌倦是有的吧？”

“算是吧。”说着，表弟叹了口气，“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害怕。想象可能到来的疼痛要比实际疼痛讨厌得多、害怕得多。这个你可明白？”

“我想我明白。”我应道。

那年春天发生了很多事。干了两年的东京一家小广告代理店的工作因故辞了；差不多同时，和大学时代就开始相处的女子也分手了。翌月祖母因肠癌去世，我拎着一个小旅行箱返回阔别五年的这个小镇参加葬礼。家里我住过的房间还原样剩在那里——书架上摆着我看过的书，有我睡过的床，有我用过的桌子，我听过的旧唱片也在。房间里的一切都变得干巴巴的，早已失去了色彩和活气，唯独时间近乎完美地沉淀了下来。

原定祖母的葬礼过后休息三天就返回东京，找新工作也不是完全没门路，打算试一试再说，另外还打算搬个家改变一下心情。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懒得动身了。说得准确些，就算我想动也已经动不得了。我一个人闷在房间里听旧唱片、重读往日读过的书，有时拔拔院子里的草。谁也不见，除了家人跟谁也不说话。

如此时间里，一天姨母来了，说表弟这回要去一家新医院，问我能不能陪他去一趟，并说本来应该她自己去，但那天有要紧事要办。医院就在我就读过的高中附近，地点清楚，又闲着，没有理由拒绝。姨母还递过一个装钱的信封，叫两人用来吃饭。

表弟之所以转去新医院，是因为原先去的医院几乎没有什么医疗效果。不仅如此，耳聋周期还比以前缩短了很多。姨母抱怨了医生几句，结果对方说病因恐怕不在于外科，而在于你们家的家庭环境，于是吵了起来。当然说心里话，谁也没指望换一家医院表弟的听觉障碍就会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