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齐声回答。

“春天有什么声音？”

“鸟叫！”

“春天有什么气味？”

这个问题难住了孩子们。他们皱眉思考，努力回忆。

一个女孩怯生生地举手：“有……有泥土的气味。”

陈老师点点头：“对，湿润的泥土的气味。还有呢？”

“有花的香味。”另一个男孩说

“还有阳光的气味，”一个更小的孩子说

“还有还有！晒被子的那种气味。”

陈老师笑了：“都对。春天有很多种气味，每个人闻到的都不一样。但春天确实有气味，就像它确实有颜色，有声音。”

他在白板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太阳，几朵云，一棵树，树下有几个小小的人影。

“这就是春天。”他说。

孩子们看着那幅画，看着画里那个简单的、美好的世界。

那一刻，废墟似乎暂时退远了……

第一封信送达时，是第二百二十五天。

送信的是一位老人，七十多岁，背着一个磨损严重的帆布包。他从南方来，徒步走了整整两个月，穿越了半个国家。帆布包里装着的不是粮食，不是药品，而是信。

八百多封信。

灾难发生后，几乎所有的通讯都中断了，而书信是最简单，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通讯方式

每一封都写着收信人的姓名、地址。灾难过后，很多地址对应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很多人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老人还是来了，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走，一栋废墟一栋废墟地问。

“请问，认识张建国吗？住朝阳区三里屯的。”

“李秀英，女，六十二岁，原来在纺织厂工作，有人认识吗？”

“王大空，十岁，应该跟父母在一起，有人见过吗？”

他问得很耐心，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听到问题的人，有的摇头，有的愣住，有的眼眶突然红了

第一天，他送出了三封信。

第一封给一个中年女人，信是她丈夫从南方寄来的。丈夫在灾难前去南方出差，躲过一劫，但失去了所有联系。半年来，她给丈夫写了不知道多少封信，丈夫也往北方寄了十七封信，这是第一封送达的。

女人接过信，手在抖。

她不敢马上拆开，把信贴在胸口，抱了很久。然后才颤抖着撕开信封，抽出信纸。信纸皱巴巴的，字迹有些晕染，但能看清。

“亲爱的秀:我还活着，在南方的安置点。每天都会去邮局问，有没有北方的消息。今天终于等到了你的回信，太好了，我知道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不要担心我，我很好。食物够吃，有住处。你在北方要照顾好自己，等着我，我一定会回去找你。爱你的建国。”

女人读着信，泪水大颗大颗地落下。

她读了一遍，又读一遍，再读一遍。然后她把信折好，小心地放回信封，把信封贴身收好。

“谢谢，”她对老人说，声音哽咽，“谢谢您。”

老人摇摇头，继续走向下一处。

第二封信给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信是他姐姐寄来的。姐姐在灾难发生时正在外地读大学，幸免于难。半年里，她往家里寄了二十四封信，这是第一封到达的。

男孩的父母都去世了，他独自一人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接过信时，他的表情很平静，甚至有些麻木。但当他拆开信，看到第一行字时，肩膀开始颤抖。

“小涛:姐姐还活着，在成都。每天都会梦到你，梦到爸爸妈妈。听说燕京受灾严重，我害怕极了。如果你看到这封信，一定要回信，哪怕只有一个字，让姐姐知道你还活着。如果你需要，姐姐可以申请把你接来成都。无论如何，要活着。爱你的姐姐。”

男孩把信读了很多遍。

然后他抬起头，对老人说：“有纸笔吗？我想回信。”

老人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一支铅笔。男孩蹲在地上，把笔记本垫在膝盖上，开始写信。写得很慢，字很大，很用力。

“姐姐:我还活着。爸爸妈妈不在了。我住在棚屋里，每天去领救济粮。等路通了，我想去找你。你要照顾好自己。小涛。”

他把写好的信纸撕下来，折好，递给老人。

“能帮我寄出去吗？”

老人点点头，接过信，小心地放进帆布包里一个专门的夹层。

第三封信没有送出去。

收信人已经确认死亡，是邻居告诉老人的。老人拿着那封信，在废墟前站了很久。然后他蹲下身，在废墟上挖了一个小坑，把信埋了进去。

老人默默地对着那个埋信的小小土堆喃喃自语道：“至少信到了，虽然人没等到。”

第二天，老人继续送信。

消息传开了，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他暂时栖身的棚屋前，询问有没有自己的信。老人耐心地翻找帆布包，核对姓名。有匹配的，就把信交出去。没有的，就记下姓名和特征，承诺如果以后有信，会再来。

第五天，他送出了第十二封信。

第十天，第二十八封。

信的内容大同小异：我还活着，你在哪里？要活下去，等我回来。不要放弃，春天会来的。

但正是这些简单的话语，这些重复的叮嘱，让收信人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忘，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惦记着自己，还有人愿意穿越千山万水，只为送一封信。

送信的第二十五天，老人病倒了。

长时间的徒步，营养不良，过度劳累，让他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他被几个收信人抬到临时搭建的医疗点，医生诊断是肺炎，需要静养。

老人在病床上躺了三天。

第三天傍晚，他挣扎着坐起来，对照顾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