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急不忙。

“我明白了，要顽固到底。那么好吧，我也要把我这最后一点儿时间用在我的工作中。”他揉了揉自己的脖颈，抬眼望着天花板上的小灯泡，“我提到愚蠢的障眼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整件事情先是在一个精神错乱的头脑里被谋划出的一个不可思议的阴谋，然后还是在这样一个头脑的指使下被实施的。在一般情况下，我的确不应该如此轻易地就被它愚弄了。可遗憾的是，我的确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意识到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什么站不住脚？”泽维尔夫人毫不客气地问道。

“你丈夫和你小叔子死时在他们手上留下的‘线索’，泽维尔夫人。”埃勒里轻声说，“后来我开始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它们过于缜密，过于细致入微，过于复杂，不可能出自马上要咽气的人的思维。正是这种巧妙的安排暴露了凶手的愚蠢。它们根本和事实及逻辑不符。实事求是地说，若不是我本人也偶然地出现在犯罪现场，那些‘线索’的意义永远也不会被参透。我这样说绝非妄自尊大，恰恰相反，因为我的头脑也像凶手一样是扭曲的，陷入反常的状态。还好，幸运的是，凶手再没有变得正常。”他停顿下来，叹了口气，“然后，就像我所说的，在我怀疑到‘线索’的可靠性之后，过了好一阵子，在这里，我又想了想——我把它们彻底否定了。在闪念之间，我看到了致命的败笔。耍小聪明的人是最愚蠢的人。”

他又一次停下来，舔舔干裂的嘴唇。警官瞪大眼睛看着他。

“你到底在说什么？”福尔摩斯医生哑着嗓子问。

“这个，医生，我们第一次出错，是因为我们盲目地假设那其中只不过是个陷害的问题，即马克·泽维尔陷害泽维尔夫人。在我们的假设中，泽维尔医生被杀时那个方块J的线索真的是泽维尔医生留下的。”

“你的意思是说，艾尔，”警官问道，“那天晚上在书房里律师并没有在他哥哥的手上发现半张方块J喽？”

“噢，他发现了半张方块J，没错，”埃勒里略带不耐烦地说，“而且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连马克也认为他哥哥约翰留下半张方块J作为指认凶手的线索。但这和我们所犯的错误一样，完全是想当然。”

“可你是怎么知道的？”

“通过我回想起来的一个事实。福尔摩斯医生在检查了他的同事的尸体后曾告诉我们，泽维尔医生是位糖尿病患者。尸僵的现象因此而出现得很早，事实上是几分钟，而不是几小时后。我们已知道泽维尔医生死于凌晨一点左右。马克·泽维尔发现尸体是在两点半。到那个时候，尸僵的过程早已完成。到我们早上发现他的尸体时，泽维尔医生的右手是握紧的，捏着黑桃6，左手摊开在桌上，平放，掌心向下，手指硬直、平伸。但是，如果尸僵在死后几分钟已经定型，那么，当马克·泽维尔在他哥哥死后一个半小时发现尸体时，那两只手更应该是同样的状态！”

“那又怎样？”

“还不明白吗？”埃勒里叫道，“如果马克·泽维尔发现他哥哥的右手是攥紧的，而左手又是僵直平展的，那么他就不能把攥紧的右手扳开或把平展的左手攥紧，除非他把僵硬的手指扳断，或者留下强施蛮力的痕迹。如果他不得不动死者的手，那他也不得不把手弄回原样。现在的问题是，马克的确发现约翰的右手是攥着的，而左手是伸开的，像我们看到的一样。而我们现在还知道马克用黑桃6替换了方块J，马克是在哪只手上做的这个替换呢？”

“还用问，右手，当然是攥着的那只手。”警官说。

“完全正确。方块J是在泽维尔医生的右手。而马克要做的步骤与你本人演示的一样，爸，把死者手里的那张牌拿下来；也就是说，想办法把那些僵硬的手指分开，让牌掉下，然后他把黑桃6插回去，用力地、一点一点地插回到原来那张牌的位置。他没有在约翰的左手看到方块J，如果看到了，他还得把这只手如此这般地摆弄一番。而我刚才已经说过，要做到这一点，不留下生硬的痕迹是不可能的。在检查尸体时，我们没有发现类似的痕迹。”

他停下来，周围只有木头燃烧、断裂的声音，偶尔还有什么重物倒地的轰响。紧接着又是一声……可众人似乎都没听到。他们的注意力全被这里吸引住了。

“但是为什么——”福里斯特小姐欲言又止，她的身体在前后摇晃。

“还不明白吗？”埃勒里的语气像是在鼓励大家思索。

“泽维尔医生是惯用右手的。我此前早已证明过，一个惯用右手的人把一张牌撕成两半时，会用他的右手去使劲，用右手把牌揉皱——如果他要把它揉皱的话——起码扔掉其中的一半时会用右手去扔。不管哪一半留哪一半扔，这都没有区别，两半都一样。反正留下的那半张自然而然地应该在左手上。但在我的示范性的论证中，在马克发现泽维尔医生时，那半张牌一直在右手上。所以说，留在泽维尔医生右手上的半张牌根本就不是他撕开的。所以说，另外有人撕开那张方块J，再把它放在他的右手上。所以说，那半张方块J指认双胞胎为罪犯，也是一次陷害。事实必须澄清，双胞胎在泽维尔医生谋杀案中完全是无辜的。”

被说到的哥俩目瞪口呆，木然地望着埃勒里，连笑一笑或如释重负地吁口气这样的动作都不会做了。也许这有罪或无辜的宣告，较之头顶威胁到生命的灾难，只是小事一桩吧，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