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进开明显没有开玩笑的心思，后面的一路也就不再作声了。不久就到了分局。王墨把他放下来，让他自己去找重案队一名叫王探的侦查员，算是知情群众主动来协助调查，自己就赶紧走了，走之前趁着没人亲了杨进开一下。王墨的老爹就在分局上班，万一被看到可是够他们受的。不巧的是，王探现在并不在局里。杨进开被带到了一间狭小的房间，门上的标牌写着“讯（询）问室5”。这不是杨进开第一次进公安局，但进询问室绝对是第一次。上一次进公安局还是在十多年前，那次因为喝醉酒被动卷入了一场莫名其妙的酒吧门外的扭打，跟一群陌生人迷迷糊糊地挤在拘留所里待到半夜，其间很多人吐了，跟传染了一样，整个拘留室里气味难闻，最后估计也没人搞清楚原因到底是看球起的争执还是什么，又糊里糊涂地走了。这一次，他终于有机会可以正式体验一下询问室了。“就坐在这张椅子上，椅子不够了。王探一会儿就来。”带他进来的穿便服的警察不耐烦地指着屋子中间的一把椅子，说完就要匆匆离开，临走时又转回身加了一句：“坐着别乱动，这屋子二十四小时都有监控。”他指了指房间前后屋顶上的两个摄像头，给了杨进开一个警告的眼神，随后很快走了出去，关上门。这个询问室比他想象中的要大。里面只有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办公桌上放着一台电脑，屏幕背对着他，无法看出是否开了机。整个房间的墙壁都覆盖了蓝色的海绵，已经有些旧了，有点地方都已经翻起了缺口。这间房虽然狭窄，但挑高很高。没有任何窗户，只在正前方的墙上面开了一个小小的天窗，装着结实的窗栅栏。警察刚才指给他坐的椅子位于屋子的正当中，正对着那张办公桌，不过离着有将近两米的距离，桌子显然不是给这把椅子用的。杨进开坐上去，难以言喻地不舒服。这就是一把普通的木质椅子，但各种尺寸和角度似乎都是专门为了让人最不舒服而用心设计出来的。椅子腿被牢牢地固定在地上，不能移动。杨进开还注意到椅子的左扶手上用合页固定着一块长条的木板，他试着比画了一下，发现是可以翻上来卡在两个扶手之上的。木板的一头留着锁扣，显然可以用挂锁锁起来。杨进开小心地把木板又翻了回去，甚至害怕发出一丁点儿声音。他直觉自己今天应该不会享受全套服务，但心里还是有一点儿打鼓。他坐在这把极其不舒服的椅子里焦虑地等了四十多分钟。快十一点的时候，王探终于没有敲门，直接咣当推门走了进来。王探穿着一身灰色的便服，衣服有点小，被身体撑得满满的。他的身材惊人地壮实，肩膀非常宽，从侧面看起来甚至更加宽厚。脖子粗壮，因而显得有点短，好像头部直接从肩膀上长了出来。这粗壮的身材让人第一眼看起来有点矮，但显然那是错觉，杨进开估计他最少也有一米八。脑袋圆圆大大的，留着短短的平头。一双不大的眼睛紧紧地挤在粗粗的眉毛下面。王探直接一屁股坐到杨进开对面的办公桌后面，用一双粗大的手把一个黑色笔记本放在桌面上，摊开碾平，而在此之前杨进开甚至都没注意到他手里拿有东西。王探抬眼看了看杨进开，“杨进开，还是个私家侦探，啊？”声音同样粗声粗气。杨进开一直清楚地知道，所谓私家侦探这个行业，在国内其实是个绝对意义上的灰色地带。国家并不承认私家侦探，所有的从业者也全都打着信息调查、信息咨询、法律咨询等等擦边的牌子，工作范围更是牢牢地限定在民事范围内，尤其以婚姻调查、离婚调查这类针对个人客户的案子为主。他更清楚的是，警察对所谓的私人调查公司一直印象不佳，大多认为他们捣乱、惹事、业余。来的路上，王墨也特意提醒他回答问题时千万要小心低调。所以一上来就被问到这个问题，杨进开只好赔着笑说：“没有，哪里是什么侦探，我做信息调查的，刚做。”王探笑了一下，也许他本意并不是冷笑，但杨进开觉得那笑容带着一股冰凉的意味。“你和王墨认识？朋友？”杨进开正色地笑笑，“认识，不算熟，之前一起参加过书友会。”王探用眼睛使劲盯了盯杨进开，又把目光放回在笔记上，头也不抬地问：“昨天你去见了程书国，说说是怎么回事吧。”杨进开于是按照他预先想好的，把掐枝去叶的真实情况讲了一遍。齐南在2月13日登门委托，委托他作为中介向程书国要回一本笔记。2月14日他第一次来见程书国，程书国说笔记不在他手里，但他可以帮忙找找。再后来就是2月19日，程书国让小李打电话给他，约好2月20日见面。上午九点钟见面时，程书国说笔记找到了，把笔记交还给他，他就离开了。“然后就是今天一早，我接到通知来协助调查，就来了。”杨进开诚恳地总结道。当然，涉及他还在私下调查罗江坠楼案，以及调查笔记牵扯出的自然智能原理的故事，他一点儿没有透露。他知道说了也不会有人信，说实话他自己也不信，更何况这些还会给王墨和冯灿带来麻烦。王探一边静静地听着，一边详细地记着笔记。听杨进开说完，王探又把他讲的里面的所有细节，包括人物姓名、时间和地点等等，又都仔细重新询问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不一致的地方。王探终于重新坐直，满意地喘了口气。从兜里摸出烟和火机来，给杨进开扔了一根。杨进开接过，王探走过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