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之后。这些属于宣言的部分是本书的第十一章“我为何写作”和第十章“《九三年》序”的一部分。

我建议那些认为艺术是出离理性之外的人最好还是放下本书：他们会找不到任何共鸣。那些认为一切皆属理性的人则会将本书视为理性美学的基石。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基石的缺失，当今的艺术才会变得如此乌烟瘴气、污秽不堪。

从第六章借用这样一句话：“美学体系中浪漫主义的没落——就好像道德体系中个人主义的没落或是政治体系中资本主义的没落一样——都来自于哲学阐释的匮乏……这三种情形都与最基础的价值观本质相关，然而阐幽探赜又不曾有。这就使得问题的关键在讨论中反而被认为无关宏旨，因此价值观就被那些不知道他们丢失了什么或者为什么丢失了这些东西的人打入冷宫。”

就浪漫主义来说，我一向认为我是联结迷雾中的过去以及未来的一座桥梁。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的惊鸿一瞥让我有幸见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闪耀的文化氛围的最后一抹余晖（创造这一切的当然不是俄国，而是西方世界）。这团文化之火强烈得不可能一瞬间熄灭：即便是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我在大学学习时雨果的《吕意·布拉斯》[2]和席勒的《唐·卡洛》[3]依然是戏剧的保留剧目。这些剧目不是被当作历史片段的复刻重铸，而是被看作当今世界的美学欣赏。这代表了大众的人文关怀和人文水准。如果一个人目睹了那样的艺术——或者推而广之：那样的文化竟然曾经存在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需要强调，我没有在讲那个年代的物质生活，也没有在讲那个年代的政治，更没有在讲那个年代的八卦新闻，而是在讲那个年代的“人生观”。当时的艺术投射出一种令人瞠目的人文自由以及深度，例如对基本问题的追求，对更高标准的追求，对无尽创造的追求，对无限可能的追求，尤其是对人性本位的追求。这样的存在主义[4]氛围（后来被欧洲的哲学风潮与政治体制毁灭殆尽）依然有利于今天的人，例如人与人之间、人与生活之间的友善和自信。

很多评论家都提到过，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的人而言，很难用语言向他们描述当时的氛围。我曾经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记在心上，然而却自甘堕落，直到我更深入地审视了我的同龄人和上一代人。他们放弃了战前年代的那种氛围，同时也放弃了赋予生活意义的一切：信念、目标、价值观、未来。他们的灵魂被抽干，变成了可悲的废人，时不时地为自己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