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要面对不计其数的复杂选择，鸡毛蒜皮的混乱事件，各种成败得失——人会不断面临目标和信念的丧失。需要注意的是，抽象概念其实并不存在：它们只是人感知存在物的认识论方法——而存在物实际上是实体的。为了获得完全的、可信的、强大的现实力量，人的形而上学抽象概念就必须以实体的方式呈现——也就是以艺术的方式呈现。

我们可以想想看如下两种情形的区别，当一个人需要哲学的启示、鼓舞和灵感的时候，他可能求助于古希腊的艺术，也可能求助于中世纪的艺术。假使这两种艺术的影响能够同时到达他的思维，对他产生抽象的和现实的影响，那么一种艺术会告诉他灾难是暂时的，充满力量、美感、智慧、自信的形象才是他的常态。另一种艺术则告诉他快乐是暂时的、罪恶的，而他是一个扭曲、无能、痛苦、渺小的罪人，被凶恶的神龙追赶得四处逃命，在无尽地狱的边缘苦苦挣扎。

两种情形的结果都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就展现了它们的实际效果。艺术不负有使得两个时代各自变得伟大和恐怖的全部责任，但是艺术能够为哲学表白心声——为主导当时文化的哲学思想表白心声。

艺术中感情的作用，以及潜意识的机制作为整合因子在艺术的创造和人类对艺术反应中的作用，都涉及一个叫作人生观的心理现象。人生观是形而上学的雏形，一种对于人以及对于存在的潜意识的整体感性评价。尽管这是我们之前讨论的一个推论，但是人生观的主题可以另外讨论（我会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涵盖这部分内容）。我们现在的讨论仅限艺术的精神认识论作用。

我们在讨论之初提出的问题现在就有明确的答案了。艺术之所以有非同小可的个人意义，是因为艺术会肯定或者否定人意识的能力，也就是艺术作品支持还是反对一个人对现实的基本观点。

这就是艺术作为媒介的意义和能量。但是今天艺术却被那些所谓的艺术家掌控着，其实这些艺术家对自己在做什么完全不知道，竟然还夸夸其谈，并以之为荣。

我们暂且相信他们一次吧：他们的确是一窍不通。真理掌握在我们手中。

1965年4月

[1]　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是美国小说家、讽刺大师，美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代表作《巴比特》等都围绕着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评论和讽刺展开。其中的主人公巴比特是那些盲目遵从盛行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职员或商人的一个典型。——译者注

[2]　安·兰德出版于1943年的小说巨著。主人公霍华德·洛克被塑造为一位个人主义的典范。——译者注

二 哲理与人生观

宗教是哲学的初态，宗教试图给人提供一种完整的存在观，因此它的诸多神话，尽管大多参考了一些真实却难以捉摸的事实，却依然都是失真的、戏剧化的演绎。这些故事中最令人心生敬畏的理论当属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超自然监督”了，它可以监督每个人的一切行为——善、恶、忠、佞——并在审判日依据这些监督的记录对每个人做出判决。

上述的神话故事从存在主义上来看当然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它在心理学上是正确的。所谓冷酷的监督其实是人潜意识的整合机制；而所谓的记录则是人生观。

人生观是形而上学的雏形，一种对于人以及对于存在的潜意识的整体感性评价。它为一个人的感性反射和基本品质奠定了基础。

在一个人成长到可以用形而上学来理解上述概念之前，他就已经可以做出选择、形成价值判断、感知情感、获得对生活的某种隐性的认识。每一个选择和价值判断都蕴含着他对自身和环境的一种猜想——更准确地说，都体现了他处理环境的能力。他既可以有意识地做出或对或错的决定；也可以固守消极的思想，很少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即很少动用感知）。无论是何种情况，他的潜意识机制都会将心理的活动归拢到一处，并把他的判断、反应或者逃避都整合成一个情感总和，建立起一个定式，左右未来他对环境的自动反应。那些起初只是对于具体问题的一系列单一的、分立的判断（或逃避），后来都变成了一般化的存在观，变成了一种暗含的来自恒久、基本的情感的强大力量——它是情感之情感，经历之经历。这就是人生观。

思维作为情感计算机的程序员，左右着人的精神活跃度，故而具有保持人的求知欲和解析欲的功能——因此他的人生观会朝着理性哲学的积极一面发展。这位情感计算机的程序员若被机会[1]控制，就会让人更多地趋向逃避：这可能是由于一些随机的印象、关联、模仿，由于来自环境的无法中和的毒素，由于文化渗透。如果逃避和不作为成了一个人思维运行的主要方式，那么人生观就会被恐惧支配——灵魂会变成一块不像样的黏土，上面印着四散奔逃的脚印（这样的人晚年都会感慨自我认同感的丧失，而事实是他从未有过自我认同）。

人的本性导致人无法克制思维的一般化；人不能将生活切成一个个瞬间，不能脱离背景，不能脱离过去与未来；他无法摆脱他的整合能力，即概念能力，也无法将他的意识限制在动物的感官范围。就好比动物的意识不能延伸到抽象概念的领域一样，人的意识也不能缩限到只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