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性，相信大家都明白我们要为那些反革命分子在法庭上进行辩护的原因。我们今天开会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如何为我们的被告人进行辩护工作......”

最开始的时候，中央的几位领导其实不太明白为什么辽宁省进入中央的几位官员坚持要在这次审判上过一遍完整的程序，而负责为老前辈们解释司法程序重要性的是吴铭。我党在革命时期一般是不搞什么法庭审判的，一来是当时没有法律可以用，只有党规党纪，二来是当时党内的大多数人不了解法律是什么，也不了解法律程序的重要性，遇到要惩罚的人的时候，一般是拖到群众面前，渲染一下群众情绪，游街示众搞斗争，然后枪毙或者送到劳改地点。但是现在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这一套随意性很强的程序最好逐渐淘汰掉。

“法律工作上的程序正义，是保护无辜群众、最大限度避免冤假错案的重要措施。现在我们搞斗争、拖人上去游街示众，目标都是明确的，地主恶霸投机分子这些人都是群众看得到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稳定之后，继续使用这一套的话，总有一天会导致很多冤假错案的产生，尤其是在基层。”吴铭解释的时候如此说道，“斗争大会、批斗大会，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层组织自发搞的，上级党组织很难做到监督每一次这种‘民间审判’，这样里面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了，如果基层组织的内部出现问题，这种民间的审判行为就会成为私人斗争的工具。如果某个坏心眼的人混进了党组织，他就可以借用这种不需要切实证据，只需要煽动或者是造谣能力的审判，让他讨厌的人成为众矢之的，甚至是身败名裂。”

另外，这次审判的几个人，反革命罪行不是那么的明显，基本上没有像蒋光头或者某些原国民党将领一样直接下令屠戮革命群众，和革命军队对抗，他们犯下的主要是经济上的罪行，而且对人民群众的伤害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因此直接拉到群众面前搞公审的可行性不高。将他们送到最高人民法院上明正典刑，还能为以后处理重大经济犯罪树立标杆。

“首先，我们这次受理辩护的几名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人证物证齐全，社会影响重大，因此只考虑做减刑辩护，不考虑无罪辩护，大家是否同意？”史良先给今天的讨论开了个头，在场的几位同事都点头同意，这种情况总不会真的有人去考虑无罪辩护的。

“被告人的犯罪程度不同，因此难以统一讨论，我们应该认识到，本次审判使用的法律是第一次出现在法庭中，类似案件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院，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没有判决先例这一点，以适量减刑为目标。”一名司法部的同事说道。

“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经济犯罪上，但是少数几个被告人还被控诉犯有叛国罪，这个罪名的辩护比较难以处理......”

在史良部长开头之后，几位法律工作者热烈地讨论起来，这既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等级最高的庭审审判，也是新中国的法院审判制度第一次运作，每个人都想尽力做到最好，为后世留下制度榜样。他们被选为辩护律师之前，就已经让周总理嘱咐过，要出全力为被告人辩护，不要因为个人私情扭曲法律公正，否则从长远上看反而对国家和人民不利。

辩护人们的讨论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最终大家整理出了几个庭审辩护时的共同着眼点。包括被告人的主动行为能力受到蒋光头的限制、被告人在抗日战争中曾经有一定的贡献等等，这些辩护理由不会让那几个被告人得到多少减刑的机会，但确实是几位辩护人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最佳方案了。

看着大家整理出来的最终方案，史良苦笑着摇摇头，对讨论得满头大汗的同事们说道：“看来，这伙反革......被告人还真是难搞，我们想了这么久的时间，只想出来这么几条，如果我是检察官的话，现在就能逐条反驳里面的内容了。”

在场的其他几位辩护人也都无奈地笑了笑，他们或许不是很想接受这次辩护任务，但确实愿意尽力去做，不过想要辩护成功，那可就太难了。不过从另一层面上讲，他们接受辩护任务的初衷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程序正义，而不是真的要为这些人进行辩护。

“我听说特别犯罪调查小组那边，找到的罪证能堆得像山一样高，还把美国人的资料都给拿出来了，相比我们这边能做的准备，也不是一个等级上的了。”一名同事笑着说道。

“铁证如山，但是我们还是得迎难而上。”另一名同事笑道。

“好了，大家回去之后，都各自准备一下吧，虽然说任务比较难，但总归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一定要拿出全力来。”

史良部长最后向众人总结了一下，大家也都同意这一说法。

于是，这场辩护方案讨论会在持续了几个小时后总算结束了，而在同一时间，中央特别犯罪调查小组的组员们其实还在资料室里面整理之后要用到的证据。为了把那几个反革命从快从重地送进劳改营地或者刑场，调查小组的几十位检察官们已经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辽宁省的数据库、台湾省的原国民党档案库提取以及通过外交部门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税务部门要求的资料足足有上千份之多。

组长段正功作为一个五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