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之后，都惊讶于外宾馆的崭新装潢和其内部从未见过的智能设备。

当天晚上，斯大林亲自出席了为欢迎各国代表团队举办的国宴，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不过周总理在晚宴中成为了最受关注的人，各国的大使和外交部长纷纷过来和他寒暄，并打听一下过几天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打算怎么发言。

“唉，大家都是同志，我们聚集到莫斯科来，是为了争取各国、各党之间的团结，我一个人的发言无足轻重，大家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我周恩来的会议发言不是什么指导思想，各位同志大可不必如此在意。”周总理微笑着对前来探问的各国代表如此说道，他彬彬有礼的态度和温和的神情让所有围在身边的人都能自然地感受到这番话中包含的真诚。

东欧诸国的代表在来到莫斯科之前，只当这次会议是中苏两国宣布对阵营内部权力分配的通告会，他们长期作为联共的附属组织，及时有什么想法和不满也不敢提敢出来。即使联共在邀请他们参会的时候就已经请各国代表团广泛地收集各国人民的意见，以便在大会上进行讨论，但实际做出行动的国家并没有几个。

至于跟随中国前来的日本共产党、新改名的朝鲜共产党和越共等组织的代表团，则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我党已经事先提醒他们这件事，而且我党在帮助朝、日、越各国的兄弟党时表现出的态度也让他们多少能意识到他们不是一个代管机构，而是要代表各国人民的意见的。

在晚宴结束之后，周总理被斯大林邀请到他的会客室，一起商谈关于过两天要召开的会议的事情。

“周恩来同志，今晚的时候，莫洛托夫同志与我都发现了一个不小的问题，”斯大林在会客室的沙发上正坐着，周总理坐在他的旁边，两人面前的桌子上摆着红茶和小点心，“尽管我对过去的管理方式作出了检讨，但是，他们好像还在害怕。”

“这需要时间来化解，斯大林同志，毕竟我们都知道，口头上的宣言没有多大的效果，当您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证明，这些国家的同志们才能真正相信。”周总理说道。

苏联在二战结束后这几年中对东欧各国的态度令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联共发布的有关加强东欧各国共产党执政独立性的宣言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当然了，即使在苏联国内，斯大林强人政治的风格所造成的影响也没有减弱多少，特别是今年年初的那次小规模政治清洗之后。

中苏两国合力召开莫斯科会议，为的是通过畅所欲言的对话来消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各种矛盾，避免在之后的相处中导致各国之间的裂痕随时间而增大。如果东欧各国在会议上不敢说话、在他们的国内又压制言论，那么这场大会就会失去意义。我党对消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重要性有非常深刻的认知，而联共内部对此的分歧也有斯大林来处理，两个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想要听取意见、想要公平友好，但是东欧各国反而在那里压制自家的想法，确实属于咄咄怪事。

“我理解时间的重要性，但是如果同志们在过两天的大会上不能拿出想法和意见，那大会不就成了我们的两言堂？这会使我们的努力失去意义，还会让东欧其他国家的人民对我们产生不好的看法。”斯大林皱了皱眉，他本以为自己已经把姿态放得很低了，东欧各国的领导人多少也该明白一点，没想到他们毫无长进。

“这没有关系，通过一次会议就要让所有的同志把矛盾都解决掉是不现实的，我们希望成立‘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组织’，不就是为了给各国提供一个公平交流的平台吗？我们只要在大会上着重提出会议自由发言的重要性和各国之间平等交流的重要性，以现在的北约作为一个反例，相信能让心怀不安的同志们多少放松一些。”周总理对此比较乐观，毕竟社会主义阵营现在有的是时间来处理内部矛盾。

“希望这能起到效果吧。”斯大林拿起桌子上的红茶，大大地喝了一口。

接下来，斯大林和周总理又商谈了一下中苏两国最近合作项目的事情，苏联科学院已经派出了大量的专家学者前往中国学习先进技术，而中国也已经派出了技术顾问团队到苏联的各所重点工厂指导技术升级。双方现在已经落地的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军工领域，另外还有斯大林强力推动的民生工程与轻工业项目，其中农业技术和制度的改革是重中之重，苏联能否摆脱粮食对外依赖就得看这几年的努力了。

由于辽宁省的产能有限，而且工业化农业所需要的设备优先供应中国的东北垦荒区和越南的粮食产地，因此答应苏联的设备有一部分产生了延期交付的现象。联共基本接受了我党对苏联农业制度改革的建议，斯大林也趁着这个机会想要向我党催一催设备的问题。

“如果中国同志们确实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提高收购价格......”

“请不要这么说，斯大林同志，我们的产能有限是暂时的，未来一定能充分地进行供应，提高价格这种事情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平等合作之中。”周总理拒绝了这一想法，如果中国在这种事情上采用商人的思想，那一定会对阵营内部的团结造成不利影响，也容易带坏风气。

“我们可以理解苏联同志们对农业改革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