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筑长期使用的建筑之前，港区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平整的空地。

辽宁省的工程人员在实地考察之后，选择了临近海岸的一片空地，并修建起了一座类似露天运动场的建筑，以及一座形式威严肃穆的大型法庭。审判区的内部座位足够来自中国和其他受侵略国家的一万多人就坐围观，在外面还安装有大量的屏幕和声音设备以供日本民众围观使用。

向几个人布置了一些任务之后，德田球一又提起了另一件事情：“另外就是，本次受审的几十名旧日本战犯将在不久之后被转移到东京看押，具体的转移流程在文件里面，大家想必也都看过了。不过我们还是有个问题的，中国同志们没有提到是秘密转移或者禁止民众到港口和路边观看转移过程，我想看看大家的看法怎么样。”

“我认为是可以让民众去看一看的，这样能确认一下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的成果如何。”野坂参三首先回应道，“中国同志们也有提到过，要打击旧日本战犯的心理防线，让他们在临刑之前信仰崩塌，这对摧毁军国主义精神有所帮助。”

“可是这对安全工作并不有利。”小林宽澄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道：“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仅仅在东京就抓获了两百多名军国主义顽固份子，并破获了一个密谋劫狱的小团伙。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并不够成熟，如果转移过程能够让民众围观的话，对安保工作的压力将会非常大。”

东京的治安情况在这大半年时间里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过程，从美军撤离开始，城市的治安就向着彻底的混乱滑去，等到日共上台之后，社会秩序才渐渐地恢复过来，但并没有到这一系列变故出现之前的那种平常水平。新组织的日本警察乃至日本的所有政府部门面临着人手不足的问题，能够被信任的人实在太少，不能被完全信任的旧人则不能参与到重点工作当中。

在这一情况下，东京时常发生盗窃和抢劫事件，甚至还出现过一两次军国主义顽固分子组织恐怖袭击的恶性案件。负责城市治安和防卫工作的日共武装力量为此伤透了脑筋，如果战犯们下船坐车被转移的这段时间里能让市民围观的话，他们的工作负担就会大大加强。

那些顽固的军国主义份子不仅仅会尝试营救天皇和其他战犯，他们甚至可能让这些人在被审判之前“玉碎”，搞出爆炸袭击的事情来。在小林宽澄眼中，这伙战犯被自己人炸死也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让中国方面不满意的话问题就大了去了。

“严格选定路线，把警戒线拉得远一些，围观人群和车队有个几十米的间隔的话，总不至于出意外了反应不过来。”野坂参三思考了一会儿后说道。

“不行，中国同志们选定的下船地点和临时羁押地点之间没有那么宽敞的路线可以用。”小林宽澄摇了摇头，觉得野坂可能是有些异想天开了。

“那，我们只在码头组织人群围观怎么样？提前挑选好思想健康的民众，在码头上唾骂那些旧日本战犯，配合一下中国方面要求的心理攻势。”另一名政治局成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小林宽澄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说道：“如果只是码头的话，我们还是做得到的。”

经过几番讨论之后，他们决定在码头和部分转移路线上比较合适的路段允许民众围观，并在其他可能有危险的路段上实行戒严。能够前往围观转移过程的民众要经过一定的思想审查，另外要安排一定数量的学校学生参与，以作为教育手段的一部分。

要彻底地摧毁日本军国主义，处决战犯和历史定性是不够的，日工必须着手消灭这种极端主义的精神寄托，也就是要让天皇和其他的军国主义代表人物自己崩溃掉。如果天皇在法庭和刑场上表现得像是精神崩溃的软蛋，其他战犯也都一副跳梁小丑的样子，那么军国主义的精神寄托也就消失掉了。

会议结束时，日共将他们的讨论结果传到我党这里，并向我党寻求相应的意见。主席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对此事进行了探讨，并仔细考察了日共制定的方案的可行性，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计划。

此时那些将在东亚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审判的日本战犯都被关押在辽宁省的一座特殊监狱当中，主犯裕仁在最初的几个月时间里试图装疯卖傻、装病求饶，但是并没有任何效果，监狱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小组专门负责维系它的健康状态，并保证它不会精神失常。而其他的战犯人员则分别尝试过越狱、自杀和绝食等种种手段，不过都被监狱的管理人员一一化解。

我党并没有尝试对他们进行什么思想教育，只是每隔一段时间进行审讯工作，因为这些战犯的命运早就已经注定，他们不会得到除了死刑以外的任何下场。

辽宁省的网络论坛上面还出现过一个热门的话题，网民们热切地讨论着到时候应该如何处死这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针对裕仁的死法设计可谓是眼花缭乱层出不穷，让看到这一讨论的主席等人哭笑不得。网民们在想象如何虐杀这些战犯的方面展现出了极强的想象力，从生物行刑、环境行刑、化学行刑和物理行刑等方面构思了无数种能把死前的痛苦感和羞辱程度最大化的行刑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最经典的凌迟处死、剥皮实草、五马分尸、抽肠割舌等古代极刑，也有酸碱两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