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窟。我在房间里绕来绕去，回想如何呼吸，如何让皮肤冷却下来。我身上的伤疤有时候会不听管束，各行其是。

我喜欢割东西，也喜欢剪东西、切东西、刻东西、刺东西。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我是有目的的。我的皮肤会尖叫，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字：厨师、猫咪、卷毛、蛋糕。我像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学写字一样，拿着刀，在身上刻字。我偶尔真的会扑哧一笑。譬如从浴缸出浴，眼角余光瞄到小腿内侧：性感睡衣。穿毛衣的时候，手腕上闪过：有害。为什么是这些词？上千小时的疗程，只换来名医聊胜于无的答案。这些词在一般的印象中通常很女性化，或者是很负面。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我非在身上看到这些字不可，而且不仅要看到，还要感觉到。譬如衬裙，在我左臀上发烫。

我曾在医院住了十二个星期。那家医院专门收容割身体自残的病患，其中百分之九十二是女性，大多不满二十五岁。我入院的时候是三十岁。三十岁半，微妙的时期。

柯瑞来探望过我一次，还带了黄玫瑰。医护人员先把花刺剪掉才让他带进接待室，花刺封在塑料瓶里——柯瑞说看起来像药瓶，他们把药瓶锁好，等倒垃圾时再拿出去丢掉。我们坐在休息室里，里面全是绒布沙发椅，桌角椅角磨成圆弧形，我一边跟他聊报社、聊他太太、聊芝加哥的新闻，一边用眼睛在他身上搜索，看有没有任何尖锐物品：表链、皮带扣环、安全别针。

离开前，他对我说：“孩子，我很遗憾。”我知道他是真心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快哭了。

他走了之后我觉得自己恶心到令人作呕，跑去厕所里狂吐不止，吐着吐着发现马桶后面凸出一根螺丝钉，钉子上面套着橡胶帽，我把橡胶帽扒开，用手掌在钉子上快速摩擦，割出英文I，医护人员把我拖出去，鲜血从伤口喷出来，是耻辱的痕迹。

大家都说忧郁是蓝色的。如果我睁开眼睛，看到眼前的日子比长春花还蓝，那我想我会很开心。对我来说，忧郁是小便的黄色，像从马桶冲下去，沿着下水道源远流长的淡淡尿液。

护士给我们的药，有些是用来缓解皮肤刺痛，但大部分则是用来预防大脑失控。我们每两周就要被搜身检查一次，看看有没有带着尖锐物品。我们围坐成一圈接受团体治疗，据说这样能泄愤并治疗自我憎恨。我们学习不要自责，转而将错误怪罪给他人。如果连续一个月表现良好，就能享受全身按摩和丝绒泡泡浴，这是触觉体验课，教导我们触觉的美妙。

我妈是我唯一的访客，我们已经五年多没见了。她闻起来像紫色的鲜花，手上戴着叮叮当当挂满吊饰的手链，我小时候想要一条这样的手链想了好久。我们母女俩独处的时候，她就聊一聊室外树叶颜色的变换，说一说镇上制定新法，规定圣诞灯饰要在一月十五日以前拆除。如果医生也加入谈话，她就一面流泪一面发愁，不时轻轻拍一拍我。她一边抚摸我的头发，一边纳闷我为什么要这样自虐。

我们聊着聊着，难免会提到玛丽安。她已经没了一个女儿了，你知道的，她差点就伤心而死。没想到现在就连大的也蓄意自残（虽然大的总是比较不招人疼）。我跟她过世的女儿南辕北辙，想想看，如果她还活着，现在也快三十岁了。玛丽安拥抱生命，偏偏生年有限。天主啊，玛丽安全心享受生命。还记得吗，卡蜜儿，她连住院时都笑得那么灿烂？

我实在懒得提醒她，不久于人世的十岁小孩，根本什么都不懂，哪个不是笑得如花一般灿烂？但又何必在意呢？跟死者斗是永远斗不赢的。我只希望我的眼泪不要再流了。

[1] 玫瑰金在制作过程中加入铜，颜色呈现粉红色，因此也有品牌称之为粉红金。——编者注

第五章

我下楼吃早餐，亚伦穿着淡绿色的牛津布上衣，搭配一条白色裤子，折线平平整整，像用纸折出来的。他一个人坐在饭厅偌大的红木餐桌旁，倒影淡淡投射在上过蜡的桌面上，红木温润，倒影反光。我偷偷朝桌脚觑了一眼，看看昨晚那场风波的祸源。亚伦装作没看见。他用小茶匙舀着碗里的蛋蜜汁，抬头看我的时候，一条Q弹的蛋黄液在他下巴前晃来晃去，跟口水一样。

“卡蜜儿，坐啊。要不要我叫盖拉帮你准备点什么？”他把身旁的银色铃铛摇得叮当响，厨房门拉开，盖拉走了进来。她本是农家女。十年前，我妈用猪把她换过来，让她负责打扫和准备三餐。她身高跟我一样，很高，但体重顶多才四十五公斤。她把那件上浆的看护服当制服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看起来像一口钟。

我妈走进饭厅，经过盖拉，在亚伦的脸颊上亲了一下，把梨子放在她前方柔软的餐巾上。

“盖拉，还记得卡蜜儿吧。”

“当然记得啦，克莱林太太。”她面朝着我，笑了一笑。很狡诈的一张脸：参差不齐的牙齿，龟裂脱皮的嘴唇。“早安，卡蜜儿。你要蛋、面包还是水果？”

“给我一杯咖啡就好。糖和奶精都要。”

“卡蜜儿，要不是你来，我们也不会买一堆食物。”我妈说完，便从梨子胖的那端啃了起来。“好歹也吃根香蕉吧？”

“加一根香蕉。”盖拉走回厨房，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

“卡蜜儿，我为昨晚的事向你道歉。”亚伦开口说，“艾玛现在刚好在青春期阶段。”

“她大概有点叛逆。”我妈说，“大部分的时候都很乖，只是偶尔任性。”

“不是‘有点’吧。”我说，“都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