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理反击，不待细言。

二是对柳原前光提出的作为侵台依据的“台湾生番为无主野蛮，本不必问之中国”之语，总理衙门毫不客气地予以斥责：“台湾生番系中国地，不应称为‘无主野蛮’。以前的事，也未曾与中国商量明白，何以捏称中国允许日本自行办理？”

三是对柳原前光最后亮出的“标的”——索要军费300万元，清楚回答：没这个规矩。事实上，大清此时是很硬气的，军机大臣文祥公开表示，对于日本方面要求的军费赔偿“一钱不给”[高阳《清朝的皇帝（下）》]。

柳原前光入京前，已先到天津去拜谒了李鸿章，李鸿章又派遣道员孙士达前往答拜，实际上是嘱付柳原：到京城以后，对兵费及请示觐见皇上两件事干脆连提都不要提。（属以到京后勿言兵费及请觐两事。[《清史稿志邦交日本》]）

因为不用猜，就知道提出也没戏。

事情到了这一步，说你是讨饭的吧，你还带着杀人的家伙，说你是抢劫吧，你膀子也没那么粗。你架式倒是摆出来了，便弄了个两头都靠不上啊，咋整？

实在不好意思，日本乃一“蕞尔小邦”，这种认识一时改变不了。张口就要钱，恐怕你还没那实力。至少大家感觉，大家一样都被西方列强欺负，你有什么可对我牛X的。

这就是东洋还未和西洋一样可怕，中国人只是见到西洋就诚惶诚恐，还不至于见所有洋人就膝盖发软的时候的实际情况。

别说找李鸿章说项，估计请吃饭也没用。

虽然李鸿章不这么想，但慈禧估计这么想。

一些资料和影视片中，慈禧太后批准的意见是“给点小钱，换个太平吧”。可能还不这么简单。

对西洋人，给钱，对一个“蕞尔小邦”，还给钱，深处北京皇宫内的慈禧不见得立刻能从思想上转过这个弯子。惹老佛爷个不痛快，还不如不提。

一帮大臣更这么想，或想也不想，上来就掐脖子都有可能。

给钱？谁说给钱谁就是想挨“踩”。

此种无异于投降、有损祖先脸面的行为，一大帮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人，肯定会挽起袖子齐声喊打，也肯定会不依不饶地攻击。

总之一句话，要钱的事，大清国朝廷上下不会答应。

大清国不差这点钱。但这不是钱的事，是面子的事。

日本人要是真这么“作死”，激起大清的恼怒，也许还真的是另一个结局。

这边谈判陷入僵局，那边大清又一再增兵，日本神经开始紧张，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也急忙跑来助阵。

看日本“内务加外务”这一对搭档，又怎么忽悠。

身在前线的沈葆桢当然深知情势，接连给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发电报，沟通情况：“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冀我受其恫吓，迁就求和。”“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急可想……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自不必急于行成。”[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

沈葆桢已经看穿：日本人已经撑不下去，也拖不起了。

也就是差最后一把劲的事，后一批清兵一到，战自然占上风，没准不用战，吓也把日本人吓走。

应当说，这个判断相当准确，对策也是十分对症的。

此前柳原前光得到的政府指示《谈判须知》中，虽强撑着要着力解决番地处分之事，但转而又指出“谈判之要领，在于获得偿金及让我攻取之地”，既而又讲“但不可有欲求偿金之色”，并具体传授了讹诈技巧“谈判逐渐涉及偿金数额时，虽在要求所费之外，但不能由我提出，宜将彼之所云报告政府，以伺决定多少”。

说直白一点，就是虽然想要点银子，也不能首先提出，急唠唠的，会被人看出我好打发。

如果没有前边的事，我绝对会以为这是哪家公司的一次商业谈判。

日本人天生就会摆摊做生意，讨价还价。

银子都要不到了，还要什么让地方？

但是，大久保利通不愧是日本足智多谋之人，入京的时候，先暗地里找到了英国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

说是调停，这威妥玛的屁股明里暗里又坐在日本人一边了。

原因？

原因是许给英国点好处了。

同负外交职责，深处北京的总理衙门机关老爷和身处一线的南北洋大臣之间，又一次出现了不合拍的问题。

表面上的不合拍。

按有些史书记载的，总理衙门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以赔偿50万元，与柳原达成了三条协议。

为什么？

英国公使使劲了。

不光英国公使出面了，美领事毕德格也跟着出任调停，一个劲劝说李鸿章答应总署与柳原议好的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