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上福建人居多，少部分为广东人，政治力量版图上属于南洋培养的居多。这是清廷朝臣们，特别是李鸿章十分在意的事情。

各大臣分办南洋、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则各求把持大权，确保它成为自己掌控的力量，这一关键因素，各经办大臣不能不考虑。

谁叫自己前期没办船政、航海专业学校呢？当初办的时候，说的都还挺好——都是咱大清的，谁教也是教，谁用都能用。可一旦“亲生儿子”一样的北洋舰队，不得不使用别人培养出来的人，叫别人“校长”，李鸿章一定比较在意，只是说不出口。

而如何驾驭这些人，则相当麻烦，于是也相当重要。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各派在选人上，很动了一番脑筋。

这一点，和日本人何其不同。

虽然日本也讲究个出身、成分、和谁一起战斗、参加革命早晚，什么以地域划分的萨长派，以革命起来的倒幕派，那是比较根正苗红的。但人尽其才、无才不用，甚至对投降了又反、反了再降的，都能不计前嫌，这却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就说日本海军的功臣，胜海舟、榎本武扬，都是旧幕府的人才，是明治政府过去的敌人，半路起义过来的有，临阵倒戈过来的有，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反正过来的时候，官就很大了。就在明治政府与德川庆喜之间打响戊辰战争的紧要关头，榎本武扬还带着幕府海军再次反出江户，前往虾夷，搞“独立”去了。但明治政府在武力迫使其重新归降后，仍然没有清算老账，而是继续任命他为新政府海军将领，官照干，兵照当。

当然我们古代也有“七擒七纵”，但那是古代。

放到地大人多的大清，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北洋舰队领导人选上，体现了李鸿章的周密老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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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非非丁汝昌

北洋水师领导人选，是当时直至后世始终都被人置疑的丁汝昌。

大家对李鸿章有很多议论，也包括在当时和后来的历史上饱受诟病的丁汝昌的任命。

丁汝昌为何能脱颖而出呢？

查清史稿，丁汝昌出道的前部分，基本没有什么名头，属于级别和层次不够，也没有干过什么很出名的大事的那种。

然而，由李鸿章向朝廷保奏，丁汝昌跨军种调任，还是由闲置状态，一下子出任北洋水师提督，平步青云。

丁汝昌——原名先达，也作雨亭，号次章，原籍安徽凤阳县（朱元璋的老乡），出生在巢县。早年参加太平军，准备试试运气，饭碗还没捂热，太平军便大势已去。又跟随陈玉成的部下程学启深夜攀城而下，叛投湘军。跳槽再试试，运气还是不佳。对这种没带“投名状”的机会分子，曾国荃一向并不信任，遇战就派他们打头阵。不走运之中的大运，是冲冲杀杀，大难不死，终于扛到了“好运来”。

李鸿章挑选人员，至上海组建淮军，带走了程学启的一个营。丁汝昌因为是安徽人而被一起选中，终于由在一楼徘徊中找到了楼梯口。在一次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作战中，刘铭传发现了丁汝昌，把他调入铭字营，从此又由“步行梯”进入了“直升梯”。因和捻军作战屡立战功，官至记名提督（授总兵，加提督衔），还被赐予一个“协勇巴图鲁”荣誉称号。

这一时期，丁汝昌的运气实在是好。作为叛降人员，若按照林则徐的标准，是绝对得不到重用的。但他由太平军到湘军，再到淮军，从此算是跟对了人，进步上似乎也没有经受什么波折。

直到有一天，太平军打完了，捻军也打完了，运气没了。

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层层摊派到刘铭传头上，刘铭传又摊派到丁汝昌头上，准备裁掉属于他的马队3个营。丁汝昌跳起来了：那我干什么去呀？头脑一热，不顾犯上，写信提出抗议。刘铭传大怒，你不执行命令，我就要拿你开刀，以儆效尤。

头脑冷静下来，知道“作”大了就是死，跑吧。丁汝昌连夜跑回家乡巢县，躲了起来，幸亏先走了一步，才免了杀身之祸。

当然，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从土地上爬出去，又在死人堆里爬，叱咤风云爬了几十年，又爬回这片土地，只是多了几亩地，那种郁闷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

蛰伏数年，丁汝昌视线没有离开李鸿章，时常想念老领导，某天看看风声过去了，立刻前往天津投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

再试试运气吧。

这一试，果然运势又回来了，而且还涨了一截。

李鸿章并未见过丁汝昌，但也知道这个小老乡“才略武勇”，有惜才之心，又见其千里投奔，不但没有追究违反军令的事，还对他说：“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今吾欲立海军，乏人统率，……当以此任相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