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于岸炮的有效射程之内。

如果科技能有象现在这样的水平，具备远距离火力打击或投送能力的话，依托岸基飞机、导弹等远程武器或作战平台，舰队与岸防将相得益彰，有效地控制大片海域，让敌人停止在安全区域之外。

只是，大清时代与现在不同，那个时代，最远的岸基火力有效射程也不足10英里。

时代不同，武器不同，同样一种战略，同样一种行动，却是天壤之别的差距，就是对与错的距离。

所以，马汉的结论虽未有所指，但几乎就象是对大清海军的结论：

“一支被限制在港口周围的舰队不过是浅水困龙，不足以有效地行使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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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一点说，战略战术的选择服从于军事思想。大清、李鸿章的海军思想，就似乎没有海权一说。

作为陆上大国的当权者，满脑子都是固守陆上要点（包括港口），而对于远距离保卫商业航路、到大洋上与敌决战，甚至到敌人家门口放火，是相当陌生的。

我这样说一点都不冤枉他们。如果真有这个眼光，哪怕还有那么点老祖宗努尔哈赤的冒险精神，就不会出现一跟日本人打起来，大清不是想着让舰队到日本本岛的港口去瞧一瞧，而是首先想到自己的“龙兴之地”奉天的安危。

从时人对军舰的认识，加上规定的“守备港口要地”的主要任务，我们也可以看出，大清和李鸿章的战略思想当中，就是把海军作为一道战略藩篱使用，大清舰队从开始建设，就是防御性的，每一艘舰船，也不过相当于一座海上移动炮台。

这一点实在令人可惜！

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了呀。英国人、法国人的军舰都是远离家乡，到我们门口来放炮，你倒是学学呀，从这些“海盗”身上就没瞅出什么门道出来吗？

又是留洋，又是聘请洋教官，大英帝国、“海上霸主”，老师的“牌子”这么“硬”，就没有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舰队，什么是真正的海战？

合着仅有的几次跑到人家门前，就是友好访问、接见、参观，真打起仗来，就跑回到里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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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清海军、北洋水师，一度威严地立在大中国的海疆，留下一个壮观的身影。

也给小日本敏感的心灵中留下巨大的阴影。

但它强大得近乎华丽的身影，却最终会被发现，只是一个外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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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名义上，海军的领率机关建立起来了。

虽然这一套衙门机构，完全不是“现代军队”指挥体系的标准，甚至基本不具备指挥机关的性质和职能。

但在一定程度上，全国的海军――北洋、南洋、广东三支舰队（福建，就那样了），还是有了一个统一的节制。

名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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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看来受刺激不小，似乎要振起一呼。这一套动作，确实挺吓人的。

日本一些人也对北洋海军的建设感到忧虑，咋咋呼呼的，担心自己以后出东海会遇到这条“大鲸”。

但多次出使大清的副岛种臣不愧为“中国通”，对此抿然一笑。他有这样一番话，可以让我们重新听一听：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中法战争），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兵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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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建设，跟大清的很多“工程”一样，是大清朝政的一个缩影。命运相联，结局也将一致。

恰巧，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两位政治强人第一次交手之后，对两国的形势判断可以说明问题。

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说：“伊藤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这个十年，判断得相当准确。

而伊藤归国后，说到自己的感观和评价：“现当法事（中法战争）甫定（刚一结束），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方人所说，中国又睡觉矣。”这个一二年，判断又确实不谬。

都是名人。名人就是名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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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釜底抽薪——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