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高元所部改在营口上岸，就是准备在这里，与宋庆等军会合。

到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态势——夹击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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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盛宣怀的电报，其实也已经明白透露给我们了——“电饬合师夹击”，而且也说明，“刘盛休已到海城，程之伟已到熊岳”，北路攻击力量已经在行动。

不知各将领领略老帅的目的没有。

李鸿章在苦苦的紧密的“穿针引线”中，编织成了这个旅顺半岛的反击战役部署。这个部署，从构思上说，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亮点，不应该被忽略。

假设清军行动隐蔽迅速，日军摸不到这个重要情报，把日本人蒙在鼓里，保证一声霹雳猝然而临之，再假设如果能有一支能征惯战、作风勇猛的能战之师，那么，它绝对能爆发出耀眼的光彩。

领略李鸿章的“合师夹击”构想，基本要点是四个字——“南守北攻”。

实现战役目标的关键，需要北路清军一旦发起战斗，必须快速攻击前进，切断日军补给，并从后路猛烈压迫和攻击日军。

处于战地南端的旅顺，则必须能够坚决顶住，确保日军短期内无法攻克。至少，要一直拖到决战发起的时刻。

总而言之，需要一个重要因素——时间。北边要争取“快”，南边要保持“久”。

在这个需要下去考虑，我们就可以更加理解徐邦道的坚持，看似毫无意义的坚持，它的价值何在。

徐邦道不一定清楚李鸿章整个战役的部署，但出于一个将军的责任感，而且坚信自己战术上的正确选择，始终抱定出击的思路。金州城的主动守卫，土城子的英勇进击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就是能够拖住敌人，迟滞敌人，持久抗击，能拖一天就争取一天，为夹击敌人创造战机。

这种努力，总体上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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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日本人还是有所觉察。

我倒没发现有资料证明日本人探知山东兵马北调，但日本人确实通过间谍人员获取了很多其它信息，并同样得出了一个结论——李鸿章正准备反击。

我在宗泽亚先生抄录的日本公开的情报事例中，赫然发现这样一条：

1894.11.17天津派员报告《李鸿章大攻击准备中》[宗泽亚《清日战争》第190页]。

虽然日本人的依据，是“李氏雇入外国人准备展开大规模对日攻击”，包括德国顾问汉纳根赴山海关，马格禄出任舰队副提督等，而实际上汉纳根在天津，出山海关的，确切说是准备去旅顺协助宋庆的唐仁廉，这些情况反而没被摸到。但是，阴差阳错，歪打正着，日军对李鸿章准备反击的情况却是捏准了，尤其又是在这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重合了。

毫无疑问，这肯定增加了日本人的紧迫感。就算歪打正着，也会对旅顺战局起到重大影响，而对李鸿章的“合师夹击”，影响将是决定性的。

这彻底揭破了老帅战役构想所缺乏的重要要素，也是几乎所有成功战例具有的重要特点——时间上的精准算计和时限的严格要求。

11月18日，宋庆率毅军10营3200余人前进至普兰店北，与刘盛休部铭军4000余人会合，并找到了还在支援路上“奋力前进”的程之伟部大同军3000余人。

合兵一处，以宋庆为统帅，后路的这支包抄军团基本形成。

这一天，旅顺外围的前哨战已经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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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2日当日，李鸿章与汉纳根、丁汝昌商谈援旅决策，还判断：旅顺“山径险阻，现有二十一营（单指驻旅部队而言）分守前后，可以暂支，即冒险添兵往助，似无大益。”事后看这个判断是高估了旅顺守将能力，但主观上也绝不仅是过于乐观这么简单，实际也是对旅顺守军寄予了很高期望。

而且，为解旅顺之围，关键在金州北路能击破敌人，或有力地牵制敌势。简单说，在同一场战役两个战场，北路打得越猛，对南路旅顺越是有利。为防“敌众我寡，难期制胜”，便改令章高元八营“由登州乘轮至营口前进，会合宋军，气力较厚”，求增加北路的力量。

这个部署，本身也并没有明显的错误。

只是，旅顺守军不战而放弃后路山地，首先便失去了与敌纠缠待变的机会，一步步走向被动。

现在，一切就看清军的战斗力，或者说，就看清军将领和士兵的意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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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旅顺保卫战——一盘散沙

困守旅顺的各支部队，总数有14000多。看这个数字，不少。

但是，炮台也多。操作火炮、守卫炮台，就至少占用了6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