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身先士卒，部下也奋勇敢战，所以日军比较忌惮，称“就怕马队”（有“深畏马队”之语）。

一面山战斗，永山为右翼，一直坚守阵地，直至全军脱离敌军的包围。葱岭遭敌伏击，永山率先冲杀，奋战中左臂和额头先后受伤，仍持枪参战，率众冲锋。不幸胸前又中一弹，顿时倒地昏晕过去。醒来后又大呼而起，被护卫（戈什）扶着，坚不肯退，直至牺牲，临终仍吃力地嘱付部下跟随寿山杀敌。永山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是甲午战争中壮烈殉国的一位年轻优秀将领。

永山率队拼死搏战，使敌人死伤甚众，不敢向前紧逼。在他牺牲后，寿山便率军突出日军的伏击圈，向赛马集撤退。

至此，反攻凤凰城的战斗结束。

这次战斗，清军正好与日军谋划的攻击行动顶在一起，东西两路之间没有很好地协同，所以导致清军失利，没有实现攻击凤凰城的目标。清军这一仗损失也比较大，依克唐阿失还去了一位得力的将领。

但清军也给予了敌军以沉重的打击，再次将日军推回到凤凰城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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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凤凰城东路收复宽甸

当清军反攻凤凰城之际，也就是日军对辽阳东路实施牵制作战的时候，日军对辽阳南路的进攻开始了。

战场形势不断变化，清军的决策部署也有了多次的变动。

海城失守，辽阳危急。李鸿章准备调动营口的宋庆部和辽阳东路的聂士成两军，合击夺回海城。

12月18日，李鸿章电令袁世凯专马函告聂土成等“回军设法夹击海城(日军)大股”。同一天，宋庆也接到李鸿章的指示，命令聂士成等军出动，“向南夹击，合并一路，相机攻剿”。

但前敌诸将帅认识到这个计划有重大缺陷。一是聂军相距过远，西援必来不及。二是担心聂军转移，摩天岭兵力空虚，一旦遇袭形势必然转危。

前敌营务处周馥致电李鸿章，说明了以上担忧。

聂士成也深感摩天岭为辽沈门户重地，不能轻易放弃。接令后，他准备留一部人马驻守摩天岭，但事关紧要、任务艰巨，与盛军统领吕本元、孙显寅及新奉军统领耿凤岐等人商量，没有一个人敢承担。

盛京将军裕禄、吉林将军长顺及辽阳知州徐庆璋也者飞速函告聂士成，“请留守，万勿轻动，致碍全局”。[聂士成《东征日记》，见《中日战争》(6)]

聂土成不得不电复李鸿章、宋庆，说明自己“万难回顾情形”。

27日，裕禄得知聂士成也反对将摩天岭兵力西移，便直接电奏朝廷，说明东路各军“所防皆紧要处所”，“均势难抽动”。当天，光绪降旨，同意裕禄所报实情，命令裕禄与宋庆再行商量，另抽调人马增援，“并饬知聂土成等仍严扼大高岭（摩天岭），以杜贼西窜之路”[《军机处电寄裕禄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裕禄、长顺等几经磋商，决定函请依克唐阿率军西援。

依克唐阿将军欣然应允，30日，依克唐阿经奏请朝廷，留下统领寿山率马步两营移到分水岭驻守，统领德英阿带步队两营驻守本溪湖。自己亲率其余的马步各营西移，支援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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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士成军仍得以留守摩天岭。

当时，日军的主攻方向已转至辽阳南路，东路日军分布于广阔的地带，兵力益显不足，只好缩小防区，最北只能伸到雪里站。

1895年1月2日，聂士成致电李鸿章和宋庆，提出：开战以来，只有敌人来，没有我去的，所以敌军敢无所顾忌、向前攻击。我打算严密布置摩天岭防守，然后率千余骑兵直出敌后，跟他们打游击。或者截断敌人的补给线，或袭击敌人的兵站，扰乱敌人，让敌人首尾不能两顾，敌人必然分兵，然后我正面大军发起攻击，或许能打胜仗。（“军兴以来，只闻敌来，未闻我往，此敌之所以前进无忌也。拟将岭防布置严固，率精骑千人直出敌后，往来游击，或截饷道，或焚积聚，多方扰之，令彼首尾兼顾，防不胜防，然后以大军触之，庶可得手也”。[聂士成《东征日记》，《中日战争》(6)。原电见《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聂士成的建议，核心就是“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自牙山与敌作战，聂士成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和对日军作战特点的了解，特别是对敌人弱点和困难的洞悉，提出这样一个创见，确实值得称道。前边多次成功组织袭击日军薄弱部位，也证明这是有效的御敌之策。和依克唐阿将军的运动战实践，又堪称双璧。

如果这两种战术结合起来，都加以实施的话，那么辽东战场又会是另一个样子，而整个甲午战争也许会是另一个面貌。

但是，在高层眼中，未到最后的关头，还有些坛坛罐罐不愿舍弃，总想稳妥而不敢冒险，更不会置之死地而后生。

所以，非常可